第十三章 江陵之政术（三）——将略与兵略

抚》）

    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昨阁中小疏已曾恳切言之，自此积习或当少变。国家欲兴起事功，非有重赏必罚，终不可振。来岁拟遣大臣阅视，大行赏罚。如犹玩愒难振，则仆自请如先朝故事，杖钺巡边。（《答总宪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

    赏罚功罪，须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后可责其用命也。（《答蓟辽总督》）

    此其所言，盖公毕生精神之所寄，其于行政官吏之主张如是，其于军中将领之主张亦无不如是也。再就史实证之，如边功不许叙及阁臣，一也。蓟镇以贼不入犯为功，而不责戚继光以进战，二也。李成梁以著名宿将而杀降冒功，及公廉得其实，即追夺其恩赏，三也。其他例证尚多，在公亦第行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主张而已。

    公于当时诸名将，其驭之之道如此，宜其能得诸将之死力而大有造于邦家也。《明史》于公虽多微词，然其于谭、戚诸将之传赞中，推论驾驭之方，对公亦称扬倍至。其言曰：

    谭纶、王崇古诸人受任严疆，练达兵备，可与余子俊、秦紘先后比迹。考其时，盖张居正当国，究心于军谋边琐，书疏往复，洞瞩机宜，委任责成，使得展布。是以各尽其才，事克有济。观于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明史》谭纶、王崇古等传赞）

    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当张居正、谭纶任国事则成，厥后张鼎思、张希皋居言路则废。任将之道，亦可知矣。（《明史》俞大猷、戚继光等传）

    观乎此，则公之善于将将，不且与诸葛武侯、曾左诸公奕代接武，后先辉映乎哉！

    今当陈述公之兵略矣。公之兵略，就基本原则言之，在于自治图强，《陈六事疏》所谓“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者是也。（参阅《陈六事疏》“饬武备”节，见本编第七章引）至其详细方略，则对于内乱，主剿抚兼施；对于边防，蓟镇主守，蓟镇以西之宣大方面主和，蓟镇以东之辽东方面主战。盖以当时之局势而论，边防之重要固远出于内乱之上；而内顾国势，外审敌情，其或和或战或守，殆有不得不然者在，初非率意而行之也。故欲明江陵之兵略，必先察当时边防之情况。

    明代边祸，除倭寇常在东南沿海一带肆扰外，其在北部沿边出没为患者，在江陵时代以前，为鞑靼及瓦剌两部，而在江陵之当时，则为俺答与土蛮两部。鞑靼为蒙古族，故元之裔也。元亡而其主顺帝遁出塞，居开平；子爱猷识理达腊复移保和林。太祖屡遣将击之，元裔势虽杀，而其众犹存。后鞑靼汗本雅失里及其丞相阿鲁台先后为瓦剌部马哈木及其子脱懽所杀，而鞑靼始衰，瓦剌遂起而代之。脱懽子也先尤桀骜自雄，屡扰明边。英宗误信太监王振之言，亲征也先，遂有“土木之变”，也先拥帝北去。及景帝立，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也先无可挟持，且见中国兵强城池固，意大沮，乃送上皇归。未几，也先为阿剌知院所攻杀，瓦剌遂不复振。而鞑靼之后麻儿可儿及马古可儿吉思先后自号小王子，时出没为寇。世宗时，小王子徙居河套，控弦十余万，多富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上蛮。其诸部落之在西北边者，有吉囊、俺答诸部，而以俺答雄黠喜兵为最强。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入寇，由古北口从间道溃墙入，掠怀柔，围顺义，抵通州，分兵四掠，京畿震动。而当时诸将如咸宁侯仇鸾等皆愞懦不敢战，竟任其焚掠三日而夜引去。即史所称“庚戌之变”者是也。方其薄都城时，纵所掳马房内官杨增持书入城求贡，辅臣徐阶等谓当以计款之，复因其遣子脱脱陈款，遂开市大同、延宁。时叛人萧芹、吕明镇者，数以罪亡入敌，挟白莲教，与其党赵全、邱富、周原、乔源诸人导俺答为患，帝恶之，诏罢马市。自是俺答日掠寇西边，几无宁岁。土蛮亦数寇辽东，嗣萧芹等以其术不验，为俺答所囚，赵全在敌中益用事。隆庆元年，俺答陷石州。当石州失守时，赵全竟劝俺答据云中、上谷，东封居庸，南塞雁门，独以一面西制晋、代，谓为五霸之伐。（以上摘录《明史》鞑靼传及瓦剌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与此略同）使俺答果用其计，则其为祸之烈，必犹远过刘渊之于晋，而五胡乱华之祸，势且为历史之重演。明以怠惰积弱之余，当此强敌。使非江陵权利害之轻重，明敌势之强弱，对强敌如俺答者，力主封贡言和，俾集中国力，以抗战较弱之土蛮，则以当时之国势言之，其不蹈西晋、北宋之覆辙也几希。吾恐明之覆亡，将不待满清之入关，而中国此后之历史，必且迥异其观矣。然则江陵于宣大方面主和者，避俺答之锋而使其就范于我也；于辽东方面主战者，知土蛮之弱而冀其受制于我也；于蓟镇方面主守者，防俺答与土蛮之合力谋我，欲借坚壁清野以分化其势也。知己知彼，避实就虚，江陵之兵略，诚可谓动中窾要明察几微者矣！虽然，江陵之兵略，固非师心自雄以出之也，更非矫揉造作以出之也：彼其所以出此者，特亦以局势之演变，适足以使其成因势乘便之功耳，其举措固皆出之以自然也。局势之演变若何？则把汉那吉来降之事是已。《行实》记那吉来降及俺答封贡之经过甚详，姑录之以证吾说：

    会俺答夺其孙把汉那吉所聘妇予袄儿都司。那吉怒，以为俺答善淫，无卑尊礼。乃与其妻比吉、奶公阿力等十人，马三十匹，息山西平虏城外，扣关而入。督府少司马蒲坂王公（崇古）、御史中丞嘉鱼方公（金湖）上状。朝议纷纷。皆以为不宜纳叛人，徒启衅；或云杀之。太师独劝上纳那吉降，授以官职，厚给赐饮食衣服器具，置大同城中。俺答闻那吉亡，大惊，发万人临平虏城来索。廷臣恇惧，咸谓宜与之。太师独不许。令诸将坚壁清野勿与战。故令那吉衣其所赐绯衣金带夸示虏使，而使谍者以好语款虏曰：“尔能缚我叛人赵全等献，盟誓于天，约以数年一骑毋穿我塞，乃得归而孙耳。”时有谓虏久不去，老师费财，欲乘老酋得孙急，而因与为市者。王公（崇古）以为不可。太师报书王公曰：“公言良是，和戎自有体。彼即欲得孙，谓宜先缚致全等境上、尽屏往来游骑，请命幕府，我乃然后礼那吉而归之耳。乃今拥万骑平虏城外，欲坐索而孙，何可谓诚款乎？设有吐蕃劫盟之事，谓朝廷何？夫全等至狡狯矣，彼岂能坐而待缚若鸡犬乎？假令语泄，彼得以为谋，或聊以胁从数人欺误朝廷，而我仍轻弃重质，非细故矣，此不可不虑也。且那吉归而老酋幸奉约束，无他肠，吾即假爵封王通贡市，无不可矣。有如虏诸所言，特空绐幕府，殊无意称臣，又或多所请乞，明年又复寇边，捐国家威重，则虽得全等数十百辈，何为乎？愿公熟计之！”于是王公遣鲍崇德一再诣虏营，晓以利害。俺答仰天笑曰：“吾何爱数十人头，不以易吾孙”？乃夜袭板升，得赵全等九人，缚致境上。上用太师计，厚礼那吉遣归。俺答感泣，遂奉表请称臣内属，通贡市，岁岁勿绝。时大司寇案全等反状悉具，上令礼官为文，祠告郊庙，戮之东市，支解以徇。传其首于边，既厌快众愤矣。上嘉太师殊勋，……而诏集朝臣诣阙下，议封贡可否。一时众议藉藉，有谓便者，有谓不便者。太师复以书抵王公曰：“今之议者，皆谓和戎示弱，马市启衅。此殆不然。仆独以为有五利焉。边鄙不耸，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间修战守之具，蓄士卒养马，岁无援兵，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也；俺答既臣属，土蛮吉能（吉囊之长子）不敢轻动，三也；赵全等既禽，即板升十万之众可驯而致也，四也；虏骄天亡，其兆已见，老酋死，其族必分，即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乘其败而坐困之，五也。”王公得书，叹息曰：“张公可谓知社稷大计矣！”然论者发言盈庭，犹欲伺衅而动。太师不得已，乃诣文华殿，举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故事告上（按：成祖曾封瓦剌部酋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见《明史·瓦剌传》，封号与此略异）。上意遂决，许通贡市。隆庆五年辛未，俺答遣使奉表称臣，贡名马三十匹。上御建极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册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弟子若孙，部落六十五人，各授官赐金帛有差。俺答大喜，告中国使者曰：“全等虽诛，赵宗山（按：亦中国亡命无赖之降虏者）犹在。此属不灭亡，终败和约。”王公以闻，诏捕谳狱如赵全等刑。已而套虏（按：指吉能）亦愿修贡天皇帝，请得市易中国财物，如宣大例。上报可，赐吉能都督同知，余受秩者凡四十有九人，并赐衣帛。于是中国以段布皮物，市易虏马，虏亦利汉财物，贸易不绝。东自四海始，西尽甘州，延袤五千余里，无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墩台哨望之卒渐已撤去。所省饷岁不下数十万石；北地精锐所易马至数十万匹。盖居庸以西，天子无所复事事，得以一意备东虏（按：指土蛮）矣。

    （按）周圣楷所撰公本传与此略同。又《明纪》卷三十八亦载俺答封贡事，惟于江陵策画之功则绝未提及；《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则以全功归之王崇古，（见《明史·鞑靼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仅江陵本传谓“拱（高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赞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而已，其述江陵之功，显有未尽也。

    江陵当时边疆局势之演变，既有如上述，公之边防兵略，即在利用此演变之局势，以因势而利导之。彼其或攻或守，或和或战，指挥若定而算无遗策，有如林潞所谓“数万甲兵藏于胸，而指挥乎数千里之外”者，非意之也，明乎敌我之势，相机而后动也。

    关于公之将略及兵略，右仅择其尤要者述之。至若促殷正茂以大举，而岭东悍盗蓝一清等遂望风授首；授凌云翼以方略，而岭西诸徭复一鼓扫平；不以闽事罪刘显，而西南夷都蛮竟赖以扑灭；则公第出其余绪以肃清反侧而已，初非其兵略要旨之所在也。惟公以一彬彬儒者，而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殆非仅天赋过人，实其生平留心边务，娴习戎情，有以致之。谓为“救时之相”，允足当之而无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