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江陵之政术（四）——理财政策

nbsp;  一曰兴水利也。公于水利一端特加重视。除整顿黄河工程以消极的灭除民害而外，复着力于苏、松一带河流之疏浚及整理，以积极增进人民之福利。故于万历四年因巡抚都御史宋仪望请于松江设水利佥事，以裨国计，遂从部议遣御史董之。六年复从林应训、胡执礼等议，浚吴淞江、长桥、黄浦。八年应训又言苏、松诸郡干河支港凡数百，大则泄水入海，次则通湖达江，小则引流灌田。今吴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汇塘、孟渎河、舜河、青晹港俱已告成，支河数十，宜悉开浚。遂用仪望前议，“特设苏松水利副使，以许应逵领之。乃浚黄浦八十余里，筑塘九十余处，开新河百二十三道，浚内河百三十九道，筑上海李家洪、老鸦嘴海岸十八里。发帑金二十万，应逵以其半讫工”（参考《明史·河渠志》六）。自是东南河港纵横交错，水利富饶甲天下。皆公倡导之力也。

    一曰重粮政也。明初赋役之法，仍沿唐杨炎两税法之旧。洎世宗时，因边供费紧，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遂致帑藏匮竭，司农仰屋兴嗟。而是时东南以倭寇时时侵扰，多额外提编，以充军饷。所谓提编者，即系加派之名。“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足，则提下甲补之，故谓之提编。”其后倭患虽平，而提编之额不能减。至神宗继位，增额既仍如故，又多无艺之征，于是逋粮愈多，规避益巧。公之请蠲逋赋，固在导上以节用爱民之道，实亦以逋欠既多，民力势难清缴，与其年年带征而徒滋拖欠，孰若举旧欠而悉于蠲免，庶使民得以全力缴纳见年应征之数。如此则一方面民力可以稍宽，而同时国库亦可略增收入，此公所谓“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者也。（参考《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及《明史·食货志》二）同时，自嘉靖以来数行数止之“一条鞭法”，复于万历九年颁行天下，永著为令，民力更赖以少纾。“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明史·食货志》二）此法既行，其他科扰乃一扫而空，其嘉惠小民，良非浅鲜也。虽然，公之理财政策，固非仅以爱民为务，而忽于国库之收入也，其所加惠于民者，仍在“苏国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为国家政费”已耳。逋赋既悉加蠲免，一条鞭法复立予颁行，民困既已稍苏矣，则于其见年应缴之计亩收征银数，绝不再少有宽假，而督饬有司严行催征。并即以催科之成绩，定为有司考成之标准，视其催科之缓急与赢绌，而赏罚随之。其间虽以有司贪功畏祸，不无奉行过急，勒缴过严，致不免有扰民之举。然当农业经济之时代，国库大宗之收入，厥惟田赋是赖，为防止偷漏以维帑藏起见，催科自有不得不特别从严之必要。要之公立法原意，本非在扰民；有司奉行之不善，固不能因以苛责其严令催科之不当也。史又谓公“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漕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明史》江陵本传）然则公之抑私以奉公，裕民以富国，厥功伟矣！

    右所称述，于公之理财政策已可略见一斑。此外尚有一事，虽非直接与理财相关，然以其影响所及足以富国裕民，自亦可认为公理财政策之副产品，则严查驿递是已。在昔交通不便时代，举凡奉公差遣之官吏，下及传递公文之隶役，均由地方官验牌按驿护送，供应伕马舟车，俾资趱程前进。此其初意，原在便利公务，借免贻误。乃其流弊所趋，几至任何官吏及其亲属均可假公济私，乘驿来去，此其骚扰地方，浪费公帑，不问可知。及公柄政，遂严令限制，切实稽查。于是小而地方吏民，大而国家财用，公私咸蒙其利，适与公裕民富国之旨相吻合。至于交通赖以增其便利，公务赖以免于耽延，更无论矣。要而言之，公之理财政策无他，惟以节用爱民视为君上利用厚生之道，休养生息储为人民应役纳税之资，俾使国计民生交受其益而已。以与《大学》所谓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旨相衡，不且殊途而同归哉！呜呼，夐乎尚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