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诸家之评论

    江陵之一生，诚有如《四库全书提要》所云，可谓毁誉不一，迄无定评。就大体言之，其生前及身后之二百余年间，向皆毁多于誉；直至近数十年来，其功业始日渐脍炙人口；降至今日，则公之丰功伟业，已自有口皆碑，向之流言浮议，早随时代推移而扫除罄尽矣。溯公之生平，其少年时期之幼聪蚤达，为人艳称，及入仕时期之勤学广交，蜚声翰苑，固有似乎誉矣，而究无关于宏旨。及其归田养晦，与世隔绝，则家庭之觖望，师友之怜才，自必在所难免，而社会对之，则初无毁誉之可言。盖以公当功业孕育及挫折之两时期，学固未显，功亦未张，名尤未立；彼既未成为社会之中心人物，社会对之自亦无所谓毁誉也。迨其东山再起，复入仕途，更复受穆宗特达之知，经徐阶密疏之荐，其功业完成之时期于焉开始；于是其政治生命乃由兹而飞黄腾达，而其所受之谤讟怨尤亦遂随之而继长增高。自是其功业愈进而愈隆，其所受攻击亦愈趋而愈厉焉。方公之初入内阁也，以其“独引相体，倨见公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明史》本传语）于是因畏而毁之者有之矣。公之在内阁，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其政治之主张，而“遇事有执持”（《行实》），遂与同僚李春芳、赵贞士、陈以勤、殷士儋等多不合，物议渐起。于是因忌而毁之者有之矣。及高拱因得罪冯保而去位，疑公阴为主使，遂积其怨毒于公，虽至病榻弥留，而犹切齿为申申之詈。于是因疑而毁之者有之矣。洎公既柄国政，务反儒者因循宽纵之设施，力以综核名实为己务；因之好谈宽大之儒生，习尚自申之僚属，俱深感其不便。而余懋学、傅应祯、严用和、刘天衢、徐贞明、李祯、乔岩、刘台之徒，遂群起而对公大肆其攻击，此仆彼继，历久不衰。是则借口尊儒以毁公者又有之矣。及夺情议起，而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更假借名教之传统的观念，或则谓夺情为“过举”（吴中行语），或竟詈江陵为“禽彘”。（邹元标语）是则借口名教以毁公者又有之矣。其后，以御史赵应元托疾乞休之细事，王用汲竟借以攻击江陵，劝神宗当独揽乾纲，不宜委政于众所阿附之元辅，是则借口专擅以毁公者又有之矣。试考其致谤之由，则公之厉行法治，综核名实，赏罚严明，不少假借，在公视为施政要图救国急务者，顾以因循玩愒积弊已深之社会当之，安往而不大相凿枘群起而攻者乎？是以严办盗贼而盗贼怨，痛惩豪右而豪右怨，戒饬士子而士子怨，裁汰冗员而冗员怨，谴责言官而言官怨，督促僚属而僚属怨，纠察阁僚而阁僚怨，控制宦官而宦官怨，抑制外戚而外戚怨，更上而教导君主而君主亦怨。至是而举国之朝野上下，几无一非怨公之人，公乃以一身而为众矢之的。下焉者，怨毒所中，谤毁固随之而生；上焉者，怨毒所加，祸患且因之而起。因之公殁未及两年，佥人宦官张诚其人者，乃以公家拥有多金，故耸神宗之听闻，神宗亦以心艳公家多金而予以籍没。于是公遂以盖世之大勋，而蒙削官夺谥之冤，几罹身后戮尸之祸。呜呼！怨毒与谤毁之加，固有如此其不测者。吾人了然于公致祸之因，能无道高一尺魔深一丈之感乎！

    虽然，语有之：是非自有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公之蒙不白之冤，遭飞来之祸，在今日固已大白于天下；即在当时，阴谋下石者固不乏其人，主持公道者亦大有人在。方籍没公家之旨既下，刑部右侍郎邱橓奉命偕宦官张诚赴江陵原籍查抄。橓等“籍其家恐不中程，乃拘其诸子，备极搒笞”（周圣楷所撰公本传）。大学士许国曾致书邱橓云：

    明旨无罪及云云，愿推罪人不孥之义，以成圣主好生之仁，且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也。上累圣德，中亏国体，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辞其责？（见《全集》附录一《高以俭《太师张文忠公集跋引》）

    申时行亦云：

    圣德好生，门下必能曲体，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同上）

    侍讲于慎行亦遗橓书，略曰：

    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连株，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之后，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致为栾、卻之族，死者不致为若敖之鬼，亦上帷盖之仁也。（周圣楷所撰公本传）

    凡此皆不失为公道主张，殊属差强人意。但橓得书，俱不听，仍多方罗织。潘季驯以治狱太急，疏请恤之，又为言官李植劾去。自是逢君之恶以毁公者，更复信口雌黄，肆无忌惮，几不知人间有所谓公道是非矣。迨历时既久，张四维等务以宽大之政迎合上意，结纳人心，一反公之所为，以求保持禄位，朝纲因以大坏，而江陵毕生殚精竭力以惨淡经营者，几尽归于乌有。于是世人始渐追念公之政绩，而稍稍加以称许。万历十八年，蔡时鼎疏劾申时行有云：

    夫居正之祸，在徇私灭公；然其持法任事，犹足有补于国。今也改革其美，而绍述其私；尽去其维天下之心，而巧私其欺天下之术；徒思邀福一身，不顾国祸。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见《明臣奏议》）

    此犹寓褒于贬，不敢直颂其功，然已足为公吐气。及万历四十年公子嗣修搜集遗著，刊次行世，然后江陵之功业乃渐为人重视。如沈鲤序公遗集所云，即已极尽颂扬，大申正论。鲤之言曰：

    太岳张公集若干卷，即公之相业也。当时主上（指神宗）以冲龄践阼，举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嫌怨不避，毁誉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凛凛，盖无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无格焉不行之法。十余年间，海内清晏，蛮夷宾服，不可谓非公之功也。惟是人情惮检束而乐因循，一旦以法绳之，若见以为苛。而公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有一二非常之事，有众人未易测识者，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纯任霸术，似与金革变礼终未尽合。上一时虽优容，实已不能无疑。此公既谢世，言者益诪张为词，上眷宠既移，而公家之祸遂不可解矣。至今观场者犹多烦言。顾其先法后情，先国事，后身家，任劳任怨，以襄成万历十年太平之理，我明相业，指固未易多屈也。（见《全集》附录一沈鲤《张太岳集序》）

    鲤为公所取士，作序时官大学士礼部尚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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