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诸家之评论

部尚书，而所言质直如此，且亦不因师谊而于公有所隐徇，殊属难能可贵。同时公另一门下士吕坤为公遗集书后，于公之功业及精神，尤有精到之批判，略谓：

    先生……丰功伟绩昭揭宇宙，至今不可磨灭者，则一言以蔽之曰：任。……今上以十龄御九五，……当是时，两宫有并后之尊，诸珰操得肆之权，外戚有夤缘之藉，宜大值那吉之入，两广兴怀远之师，海内多颓靡之政，当斯任者，顾不难欤？先生念顾托之重，受圣主之知，以六合重担荷之两肩，以四海欣戚会为一体，无所诿托，毅然任之。顾任天下之劳易；任天下之怨难。先生以一身系社稷安危，爱憎毁誉等于浮云。以君德之成败责经筵，故帝鉴有图，日讲有规。以监局之纵畏关治乱，故付之主者，严其约束。立考成以督抚按，节驿递以恤民穷，限进取以重学校，核地亩以杜分欺，额举刺以塞私门，并催科以绳势逋，重诛谴以儆贪残，申宗藩之例，裁冗滥之员，核侵渔之饷，清隐占之屯，严大辟之刑，俾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横议之士息邪说而尊王，事可安常者，不更张以开后衅之端；时当变通者，不因循以养极重之势。维泰山而捧金瓯，俾内难不萌，外患不作，北无敌国之乱，南无擅命之雄，五兵朽钝，四民安康。此之为功，伊谁功哉？则先生肯任之心，胜任之手，断断乎其敢任之效也。设先生避难险，计身家，藉一人殊眷，结四海欢心，国家威福尽足以供之，其谁不悦？即不然，而优游暇逸，循敝辙，守陋规，上下习而安之，其谁生怨？而先生不为也。噫，伊尹之任，宁是过乎？（见《全集》附录一吕坤书《太岳先生文集后》）

    自是以后，私家对于江陵之评论乃渐入正轨。惟以慴于专制淫威，终神宗之世，迄无敢为公声诉沉冤者。降至天启年间，始由邹元标为之奏准复原官并赐予祭葬。至是公之有功无罪，始重获朝廷之认可，然距公之殁，已历四十年之久，而明祚亦且岌岌垂危矣。（按：邹元标在公生前，曾对公肆行攻击，詈为“狗彘”————见本编第十章————且因之而被杖责放逐；乃于公身后竟以直报怨，代雪沉冤，亦一有心人哉。）及崇祯末年，国事愈败坏不可收拾，国人乃益追思江陵之功，尚书李日宣等于崇祯十三年上疏，言：“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神宗）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此时公殁已五十八年，明亡垂在旦夕，至是而始追颂江陵功德，不亦晚乎！此诗人所以有“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之慨也。（王启茂《谒张文忠公祠诗》，见《全集》附录二）明社既屋，世事变迁，公身后之谤原可随时代以消逝，乃复以史稿出于反对者之手，“而挟私者快其报复，徇声者务为深文”（见《全集》附录二沈鲤《张文忠公论》），以致是非未明，功罪仍无从判定。其中如《明史》，如《明纪》，如《明鉴》，对公多未能秉董狐之直笔，雪千古之奇冤；而谷应泰之《明史纪事本末》尤复逞偏见之私，为诛心之论；胥不足以当信史之目。《明史》虽经公孙同奎于清康熙时《上六部禀帖》，沥请厘正，而获将“荒谬架诬之语”删去（见《全集》附录二张同奎《上六部禀帖文后附记》），但于公之功绩，究仍语焉不详，且多微词，此在《明史》本传，几于俯拾即是，必须合同时诸人传赞读之，始能略窥梗概。其后虽有林潞、袁枚等人略申公论（林潞有《江陵救时之相论》一文，本编第十三章曾节引一段；袁枚《答洪稚存书》曾论及吴中行劾其座主江陵之不当；两文均见《全集》附录二），第仅片断论列，未足转移视听。于是公身后沉没于《四库全书提要》所谓“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者，几历二百年之久。直至道光年间，陶澍为重刊全集，其序文有云：

    明至嘉、隆时，上恬下嬉，气象苶然，江陵张文忠公起而振之……其精神气魄实能斡旋造化，而学识又足以恢之，洵乎旷古之奇才，不仅有明一代所罕觏也。惟是精能之至，近乎刻核，劳怨不辞，疑于专擅；恶声所蒙，遂至巢倾而卵覆，其亦可哀也已！夫危疑之际，圣贤所难，舄几如周公，而不免于流言，卒至缺斨破斧而后已，历数百年，犹有执仁智未尽，以议其后者。世无孔、孟，安得有真是非？况江陵地非周公，而欲以天下之重，自处于伊尹之任，岂不难哉！（《全集》附录二陶澍《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

    始能以公允之批评，正天下之视听，可谓公身后第一知己。而同时陈銮亦为公申辩，谓：

    世之议公者，大抵谓夺情也，结冯保而倾新郑（高拱）也。今试平情论之，夺情一节，诚君子所不与；然中世以来，宰辅习为故事，主少国疑，受恩深重，出处之际，人所难言。至谓公不欲去，讽部院留之，此文致之说，不足凭也。（按：此下系论公结冯保之出于权变，已见本编第八章引，不再赘）呜呼！仲尼没而天下无定评，《春秋》亡而天下无信史。……公之料边防，察吏治，千万里外，洞若观火，英略如李赞皇（德裕）；处两宫幼主之间，深心大力，不激不随，干济如吕文靖（夷简）。然赞皇为党人（谓李宗闵、牛僧孺等）所排，文靖亦不悦于范（仲淹）富（弼）诸君子。甚矣，慷慨任事之难，而大臣谋国之心之不易白也。（见同上又序）

    王闿运之《江陵书院记》，复谓：

    昔闻曾文正公言：“张公与唐李太尉文饶（德裕字）皆以恢瑰负俗谤，而李承强固之后，张当窳盬之极，其功尤伟。”（见同上）

    又有官主事之监利人王柏心，除将江陵遗著进呈朝廷外，并作《悯忠赋》以志向往。赋中警句如：“繄夫子之枋政兮，实身崇而地逼。夫岂不知亢龙之悔兮，恐皇舆之败绩也。振蛊极之颓纲兮，怫众情而不惜也。犯危机而履深穽兮，夫唯党人之激也！”“功则隐而罪彰兮，福已盈而祸基。朝阿衡而夕浑敦兮，怨者又构之以南箕。”“勋烈轻于纤埃兮，衅罪积于邱山。怀忠信而攘垢兮，固自古而已然。”（见同上）顾为一时所传诵。柏心又致书御史朱琦，称江陵之功，琦复书有云：

    江陵，愚忠者也。盖明知其害于身而为之者也；明知害于身而利于国，又负天下后世之谤，而勇为之者也。呜呼，是真所谓愚忠者乎！（见同上《朱琦答王子寿比部书》）

    琦之此数语，正与明海忠介（瑞）评公为“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见周圣楷所撰公本传后《毛寿登附识》）者，不谋而合。江陵地下有知，亦当引为知己矣。自是世人对公之观感遂不复为史书所囿，而渐于公之遗著中求之；而公身后二百年之沉冤，亦渐以昭雪。降至近代，名流如梁氏任公、李氏岳瑞等，折衷泰西之学说，对我国历史人物重新估定其价值，于公更备致赞扬，许为明代惟一之大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