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一）——少年时代

到嘉靖十九年考中庚子科举人，恰巧顾公以工部尚书的身份为修建仁宗献皇帝陵园的事来到湖北安陆，太师去拜访了顾公。顾公说：“张生来拜访，我真是太幸运了。大器晚成，这是指中材而言，我真不应该把你轻视为中材，使你将来迟了三年成为宰相。然而我听说当年的解承旨（解缙）是一位奇才，太祖高皇帝故意贬谪他让他回家从师学习，对他仁德甚厚，当时就说你在家谨慎地等待十年也不晚，而解承旨不能忍辱屈膝，最终在成祖时代以‘无人臣礼’下狱而死，为世人所悲叹。我之所以告诉冯侍郎那番话，是希望你有远大的抱负，树立伊尹那样的志向，学习颜回那样的品行，不要只因为得了一个秀才就沾沾自喜、自负自大。”谈了很久才离去，顾公亲自撰写文章相赠，并解下自己的腰带赠给他以示赞许，说：“这种腰带不是你应当佩戴的，只不过借此暂且表达下吕虔赠刀于有公辅之望的人的意思罢了。”（同上）

    这是顾公欲让他成大器，而当面激励他以促进其奋发向上之心。顾公是当时天下共同称赞的有坚贞操守的名臣，他是这样的期许和看重张居正，难怪张居正执政以后，仍对顾公的知遇之恩深怀真诚的感激之情。这通过张居正写给赵麟阳的信也可以看出来。

    我当年十三岁，刑部尚书东桥居士顾公当时正是我所在省份的巡抚，第一次见面，他就视我为国中最优秀的才能之士，以“小友”来称呼我。经常与诸位布政使和按察使说：“这个孩子是将相之才，昔年张燕公（张说）在李邺侯（李泌）幼年时就断定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我这样做差不多也是如此吧！”又解下自己的腰带相赠，说：“将来你是不会系这样的腰带的，我只不过借此暂且表达下吕虔赠刀于有公辅之望的人的意思罢了。”一天，留下我共同吃饭，顾公唤出他一个名叫顾峻的幼子，指着我说：“这位是荆州的张秀才，将来会担任国家要职，到时你可去拜见他，他一定会顾念你是老朋友的儿子而照顾你。”我在幼年之时，哪曾想到会有今日？然而心中感念顾公的知遇之恩，哪怕以死相报也在所不辞，所以至今我心里仍藏着报答他的念头，未曾忘记。

    张居正受到顾公的激励，于是把以前用心钻研的科举考试，看作求取禄位的阶梯，而是转移志向，从事于科举以外的古代典籍的研求。看他日后的自我陈述说：

    我早年年少登科，获得一些不切实际的盛名，狂妄地以为屈原、宋玉、班固、司马迁与我也没什么两样，区区一个进士及第，唾手可得，于是放弃原来的学业而沉浸于古代的典籍。等到三年以后，在古典方面还未有所建树，原来的学业却已经荒废了。现在回想当年的行为，不过是招人讥笑而自取其辱罢了。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我科举落第，于是度量自己的能力，重拾以前的学业，昼夜勤奋，尽心竭力，侥幸学业有成，然而也只是科举中第而已，仍未能达到在文学界游刃有余、夺取头筹的境地。

    体味其语意，好像仍把“放弃原来的学业而沉浸于古代的典籍”视为错误之举。从求取禄位的观点而言，这确实有些失策，即使他二十岁去京城参加会试，又经历的一次落第，也无非是他荒废科举事业的影响造成的，实在应该以此来告诫自己的儿子。然而实际上张居正能像顾公所一直期许的那样，成为“将相之才”，除了能“在文学界游刃有余、夺取头筹”，像屈原、宋玉、班固、司马迁那样做一个文人外，难道不是他那段时期“放弃原来的学业而沉浸于古代的典籍”所造成的吗？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所谓的科举事业，其范围不过是当时通行的《四书五经大全》，其形式不过是为古人代言的八股文，说到底也只是专制帝王用来笼络、控制文人的工具而已，借它们求取禄位尚可，如果想借它们经世济民，那么就如爬到树上找鱼一样无法达成目的。纵使张居正“昼夜勤奋，尽心竭力”，奋斗一生，也只能成为一个皓首穷经的迂腐儒生而已，又怎能建立日后的宰辅事业呢？至于他所谓的古典，虽然无法确切知道指的什么，然而既然他自己说“驰骛”，那么其所涉猎的广博，研求的数量，必然远远地超出八股文的范围以外。以张居正的聪明绝伦，一旦施展才华，博览群书，使他知道八股文而外，还有更大的学问，在自由探讨之余，他的思想怎能会不纵横驰骋，学术怎能会不突飞猛进呢？于是自此之后，张居正不仅以用心科举事业为满足，而且还另寻修养之道；不仅以求取禄位为当务之急，而且还努力为其日后功业的树立奠定基础。他日后不仅以文人的身份终其一生，而且最终成为“将相之才”，巍然跻身于中国乃至世界大政治家的行列，这绝非侥幸，而是他平日积累的教养所致；而这种教养的形成，则又来源于父母亲戚的爱戴看重、督促教导，与老师大儒的期望称许、激发磨砺。呜呼！张居正的时代已经很远了。今天的少年，所受的父母亲戚的爱戴看重、督促教导，未必不如当时的张居正；所受的老师大儒的期望称许、激发磨砺，或许远远胜过当时的张居正。察看张居正建立的事业，以及能建立如此事业的缘由，而后我们才能知晓应该给子女营造怎样的教养环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