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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二)——入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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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因醉心古代典籍,而减少了在科举方面的努力,导致他在第一次参加会试时落榜,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但明代毕竟是科举时代,凡是由文人成为宰辅而执掌国家大权的,如果不是通过科举出身,就无法实现。因此,张居正虽然醉心于古代典籍之中,另有修身养性的途径,但他还是不能不重新攻读科举学业,以谋求进身之阶。因为,如果不这样,以张居正家世的平凡,想要跻身政坛,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谈将来执掌国家大权,施展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呢?于是,经过三年“夜以继日,尽心竭力”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从此,张居正的科举生涯正式结束,而他长达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也由此开始。

    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朝为官,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辞官回家。这七年时间里,因为他在会试中进士以后,一开始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接着又晋升为翰林院编修,一直在翰林院做官;而翰林院是清闲尊贵的职位,庶吉士更是以读书深造为本职工作,因此张居正之前的学术修养,不但没有因为他投身政坛而受到丝毫影响,反而因为他在翰林院期间的精研典籍而造诣更深。大概到这时,张居正才有机会施展他超人的天资,尽情研读翰林院和皇家图书馆中珍藏的书籍,在致力于古典学问之外,进一步拓宽了自己学术涉猎的范围,从事当代历史文化、礼仪制度的探讨,和政治状况、社会事务的研究。从张居正所写的《翰林院读书记》一文,就能大体看出他的造诣如何。这里节选他的叙述如下:

    治学而不研究身心性命,就称不上学问;求道而不兼顾经世致用,就是无用之道。因此,学问要贯通天地人,然后才可以称得上是儒者。天地造化的运行,人与万物的发展,都要依赖我们这些儒者辅助实现;整顿风俗习惯,规范人伦道德,都要依赖我们这些儒者贯彻实行;内部的中国,周围的外族蛮夷,都要依赖我们这些儒者去继承教化。所以,执笔书写,是文人们必须用心的所在;吟诵诗文,是儿童们应该修习的学业。你们这二三个人,不想着怎样崇尚根本,注重实际,以自己渺小的身躯,去承担天下的重任,预先培养自己的能力,而是想借一些雕虫小技在世上自我显扬。唉,真是太浅陋啦!况且,道德是事物的根基;文词,是道德的表象。因此,崇尚实践则行动就会有光彩;崇尚言语则文辞就会有光彩。《尚书》里的训诰典谟,难道是圣人们殚精竭虑,刻意写出来的吗?是他们内心洞察先机,文采彰显于外,宣扬美德,省察内心,领悟奥秘后的结果,是不刻意追求文章工整而文章自然工整的结果。……根本稳固的,才会花繁果丰;源流深长的,才会波光闪耀。所以,君子立身处世要注重实际不求浮华,要修养内在品行不求外表华丽。发扬古圣先王的传统,昌明道德的根本宗旨,研究修身养性的奥妙,探究经世致用的内涵,这是我所寄希望于你们各位的。

    这篇文章虽然假托师长的口吻,但张居正非凡的抱负,卓越的见解,从中已经可以了解一二了。

    然而张居正此时的成就,还不止这些。翰林院既然是应答皇帝的顾问机关,自然是一个时代人文荟萃的地方。再加上明朝上自首辅、宰相等大臣,下至六部正副各长官,莫不曾经担任翰林院学士的职位,此地人才的昌盛,大概也就可想而知了。张居正身处其中,所与交往的,都是一个时代最为杰出的人选,自然也就有有许多良师益友的资源了。况且凭他历来对政治状况和社会事务的关心程度,在与师友面谈之时,必定会把自己平时研究的东西拿出来讨论。这样一来,张居正平日所研究学习的理论知识,就更加能够与实际情形互相印证。这对于他日后执政经验提升的帮助,实在绝非一点。

    张居正在这一时期的良师益友,自然是不乏其人的,而其中以徐文贞(徐阶)与他的关系最为深厚,对他的期望最为深切,当张居正做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徐阶正好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负责教导庶吉士,所以张居正有机会拜入徐阶门下学习,成为徐阶的学生,《行实》记述徐阶对张居正的观感说:

    当时太子少师华亭县人徐阶先生担任内阁辅臣,见张居正沉着坚毅,深沉稳重,所写文章虽然多旁征博引自诸子百家和历史文献,但他的学问却全部以亲身践行为根本,以天理大道为依归,因此对张居正期许很深,说:“张居正日后一定会成为国家倚重的大臣。”

    从这里可以看出徐阶对张居正的殷切期望。徐阶既然与张居正有师生关系,又是感情深厚的知己,而且徐阶在调任礼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辅政大臣以后,也正需要像张居正这样的英才作为自己的助手,按常理来说,徐阶这个时候应该提拔张居正才对。无奈此时,正是严嵩掌权的时候,徐阶虽然也在内阁,但时常受到严嵩的扼制,他自己本身的职位尚且岌岌可危,自然就更没有力量去提拔张居正了。因此,张居正虽然才华磊落,却长期担任闲散职位,心中的郁闷和忧伤,不问可知。所以他在《致耿楚侗书》里说:

    京城的政治局面经常变动,江南的军情又很紧急,距离京师十里之外,数十上百的盗贼成群结伙,官员贪污腐败的风气不止,老百姓的怨愤日益加深,倘若这个时候有奸人趁机滋事,就无法制止掩盖了,若非出现光明磊落的奇伟之人,打破常规,扫除积弊,整肃局面,是很难消除天下的祸患的。但是,即便世上有这种人,人们也未必知道,即便知道,也未必会重用他,这真是让人感慨叹息的事情啊!心有郁闷,无处发泄,只得暂且向知己们一吐为快,这种事是不能向外人说的。

    当时明朝的国势是如此的动荡不安,而君主大臣们昏庸奸猾的状况又是久已积重难返,自然容不下像张居正这样光明磊落、奇异不凡的人,施展他扫除积弊、肃清局势的抱负。他的《论时政疏》不被采用,更是让他那忧君爱国的满腔热忱变得沮丧,使他愤慨地产生国事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的念头。“不要谈论国事,只管得过且过地吃眼前桌上的蛤蜊就行”,于是张居正托病辞官,返回家乡。但他的满腔忠义,终究无法使他对国事漠然置之,于是在临行之前,给老师徐阶写了封信,以治国之道相劝勉,这封信精当地阐述了治国理政的方法,从中既能看到张居正这时的抱负,也能窥见其日后的建树。节略引用如下:

    您气量宽宏,有古贤人的心性,自从在翰林院当文学侍臣,三十多年来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等到进入内阁,成为辅政大臣,更是满足了天下人的期望。对内您从来没有因为婚姻和亲戚关系而徇私弄权,对外也没有托关系、走后门之类的琐事。这正是天下之人敬仰相公的原因所在。然而,自从您成为内阁辅臣以来,将近两年了,其间那些暗自实施的深远谋略,固然不是见识短浅的人所能理解的,可是在制度风俗、大政典礼等方面,仍未见到可以使天下耳目一新的举措,难道相公是打算顺应世俗以等待时机来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吗?俗话说:“太阳当头时一定要把东西拿出来晒,手里有刀的时一定要去切割东西。”我之前见过内阁辅臣张文隐公(张治),他具有刚正耿直的气节,毅然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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