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三）——归田时代

    张居正告假归乡时，正值三十而立之年，也正当是英气风发、有所作为的时候，然而此时的他却悄然萌生了不如归去的思想，浩然具有了隐居林泉的情志。观看他的一首诗：

    我岂是东方朔那样的隐士，隐居于朝堂的金马门？我现在正如困倦的司马相如，病卧在床上思念着梁园。我命运坎坷却仍然保持自己的志向，顺应世俗却常常招来许多烦忧。我错误地选择寄身官场，时常抚胸感叹自己像一只双角卡在围篱上的公羊而进退两难。我笨拙无用没有经世之才，只能空自缅怀家乡的山川平原。家乡幽暗潮湿的地方长着丰盛的水藻，白云飘浮的田野有无人采摘的芳荪。山中之人还未归来，花卉树木已森然繁茂。永远希望有朝一日能抛弃世俗的烦恼，回到家乡闲居度日安养心神。人生百年贵在适意，贵贱又怎值得在意呢？（《述怀》）

    另一首诗：

    有欲望就会因满足不了而苦恼，只有做到无欲望才能没有忧愁。羲和控制缰绳驾驶着太阳之车，时间如白驹过隙毫不停留。我的志向在于虚无寂静，以无耻方式获取禄位不是我的追求。人在这个世界上，犹如飘浮的云烟瞬间消散。荷花在清水之中洗濯挺立，江水上空飞翔着白色的鸥鸟。鲁仲连志在挽救齐国，商山四皓也是为了安定刘氏天下才入朝辅佐太子。古代的贤达之人真是伟大啊，千年之后仍然令人想念其美善之道。（《适志吟》）

    这两首诗，一作于将要归隐之前，一作于归隐之后，其字里行间，皆充满佛道的虚无思想。世间评论张居正者，据此就说张居正告假归乡的动机，是由于不被重用，才渐渐萌生出消极出世的观念的。然而张居正真的是因为一时不被重用，才萌生出消极出世的思想的吗？请看一下他平日的人生观，以及归乡后的生活动态，凭此就可以证明这种论点的错误了。张居正平日的人生观究竟是什么呢？《明史》记述他的为人说：

    张居正为人，勇于任事，自许为人中豪杰。（见《明史·张居正传》）

    既然以“豪杰自许”，就可以知晓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向上的了；既然是“勇敢任事”，那么他必然不会因为一点挫折而灰心丧气。这如果通过他的自述来看，更能够加以证明。他的《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书》说：

    二十年曾有一个宏大的心愿，愿意做一张草席，任人枕卧，任人屎尿，我绝无怨言。有想割取我的耳鼻以为己用的，我也会高兴地给他，何况一点小的诋毁呢？

    《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书》又说：

    我平生所学志在以心为师，不求人知，不只一时的毁誉，不会考虑，即使是关系身后千万年的是非，我也不会在意。

    呜呼！不躲避屎尿，不考虑毁誉，不在意是非，这是怎样的一种积极态度呀？像这样的人，而说他因为一点小的挫折就灰心丧气，因为一时不被重用就萌生消极出世的观念，这谁能相信呢？因此我曾评论张居正，认为他具有积极用世的人生观。试就其一生的行事来说，他之所以能以一身关系天下的安危，是由于具有高超的抱负，独到的主张，以及做事的恒心，坚持的毅力。而所谓“恒心”，所谓“毅力”，则又全靠他有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来加以支配支撑。以行舟作比喻：其抱负，其主张，是舟之本身；其恒心，其毅力，是舟的桨舵；其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是划桨操舵之人。如果没有划桨操舵之人，则虽有桨舵，船也无法前进；然而如果没有积极用世的人生观，纵使有恒心毅力，又能有什么办法使其抱负与主张最终付诸实践呢？观察张居正未入仕途之前，一方面用心于科举考试，谋求进升之道，一方面沉浸于古代典籍，以奠定志向树立的基础；及其入仕之后，更是从事于当代文物、法令、礼乐、制度的探讨和政情世务的研求。其心情急切、举止匆忙地一心钻研学问提升修养，难道不是受他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所支配支撑吗？再观察他执政以后，不顾人们指责他独揽大权的毁谤，背负友朋的猜忌，冒着功高震主的危险，甘受不奔父丧的非议，兢兢业业，只求改革政策的推行，大义凛然，只求时势的转变，这些又怎能不受其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所支配支撑呢？今日的张居正，是昔日的张居正造成的。将来的张居正，是今日的张居正造成的。昔日的张居正，已然具有此积极用世的人生观，将来的张居正，也仍然具有此积极用世的人生观；而说今日的张居正，突然因为一时的不被重用而萌发消极出世的观念，这相当于把他平日具备的人生观一下子全都毫不可惜地抛掉了。呜呼！发出此种论调的人，是把张居正看得多么低啊！

    这只是就其平日的人生观来推论。如果进一步观察其归乡后的动态又是如何呢，《行实》有如下记述：

    张太师身体素来虚弱，又厌倦游宦生涯，嘉靖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告假还乡。请求得到批准后，归至乡中，选定了小湖山作为隐居之处，命僮仆挖土编茅，筑成一间仅有四五根椽子的小室，周围种竹半亩，养一只瘦鹤，整日闭门不出，外人很难见到他的面。只留几个小童侍奉洒扫，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修养元神练习胎息，入静守意自我反省。久而久之，精气神日益强壮，于是更加闭门苦读，博览群书，贯穿百家，专心研究当世事务。大概那时的他只认为作为儒者就应该这样，其心就应该与泉石为伴，所以愈加地追求洒脱自由没有了用世之意。

    此处所说的“栖神胎息，内视返观”“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数语，正可与上面所引的张居正的两首诗对照观看，这也大概正是有些人推测张居正萌生消极出世念头的依据。但这时的张居正果真是一心与泉石为伴，洒脱自由，没有用世之意了吗？看他同时自己又努力地“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却是为何？世人哪有已然萌生出世念头，又积极为用世做准备的呢？这种说法是不通的。然而，显而易见，《行实》里面的论述，并未说中张居正这个时候的心事。接着，姑且再引张居正的一段自述，来一探究竟。张居正有《学农园记》一文，其中说道：

    我少年之时苦于贫穷，家中没有多余的存粮，成年以后进入仕途，才有了数十亩田地。嘉靖三十三年甲寅，自己感觉身染重病，不能上朝议事，侍奉圣明的皇帝陛下，于是借病辞职，如果回乡后，还是继续来往于城市府衙，与宾客们应酬，只会增加病症的恶劣程度。于是就谢绝一切亲戚朋友，在自家田地中开辟出数亩，植竹种树，除草盖房，在其中睡卧休息。有时绕行于田间小路，与农父佣叟察看土壤的燥湿，比较各种谷物成熟的先后，观望云气，以预测一年收成的好坏。时常看见他们冒着风露，顶着烈日，一年到头的在田间忙碌，也仅是免于饥饿而已。一旦年成歉收，就可能卖儿卖妻使妻儿不得相见，而官吏催税，又急于救火，经常是逼得寡妇夜泣，流民潜逃，见到此我常常感到既哀怜又悲伤，既忧虑又心惊。或侥幸年成顺利粮食丰收，成熟的稻麦布...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