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三）——归田时代

的稻麦布满田野，每逢伏、腊等节令，村中老者高兴欢呼，相聚在一起感谢上天赐予的恩泽，这时的他们倒也是欣然喜悦，闲适快乐的。他们虽没有郄缺躬耕冀野时那么辛勤，也没有长沮、桀溺两人并耕时那么劳苦，但他们一年的吟咏歌颂、欢乐悲戚，全都维系在这农事之上。自己既然才能拙劣，缺乏宽宏的气量，只有勤力耕田，种出一些瓜果蔬菜，奉养父母，或许才能不致招来灾祸。况且种地这件事虽然低贱，但如果不去学习也无由知晓。于是在园门上挂一块写有“学农”的匾额，以申明知止知足之意。有人说：“农事，是民生之本，周朝以农业建国，及其治理天下国家时，也自然应该以农为本，加强生产，节约费用，重农抑商，之后对人民的教化才能推行、兴盛。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君子志向远大关注的是远者大者，小人志向浅近关注的是浅者近者。我辈小人，每天只忧虑一日两餐是否充足，又怎么还敢有其他的想法呢？我将来只想营建一处隐居之所安度余生而已。《诗经》上说：“难得悠闲和自在啊，就这样了此一生吧！”

    这是张居正刚退隐家乡后的作品。以张居正的卓越才智和奋发有为，却只能身居闲职，乃至无补于国家，称病退隐，这样其满腹牢骚，就不能不有所发泄。观看他在文章中所说的“才能拙劣，缺乏宽宏的气量”“我辈小人，每天只忧虑一日两餐是否充足，又怎么还敢有其他的想法呢”等语，其一腔孤高愤慨之情，已经在辞章中显露了。但仍谨慎地关注于加强农业、节约费用、重农抑商等事，可见他虽然置身乡野，其心中仍未曾忘记要为治理国家规划方略。这篇《学农园记》以及上面所引述的两首诗里的话，只是他一时的愤激之词，并非是他放弃了平日积极用世的人生观，而突然萌发出消极出世的念头。至于他所说的“哀怜悲伤”“忧虑心惊”“欣然喜悦”“闲适快乐”，固然与大禹、后稷心念天下牵怀民生的心怀相去甚远，倘若与陶渊明先生登上东皋放声长啸的心情相比，也是迥然不同的。

    如此，其自述就足以证明我的话了，张居正的其它文章里也有类似的表述，姑且再抄录一二段来阐明我的观点：

    张子登上衡山后数日，心神忧愁，意念伤感，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似的，有所醒悟。说：嗟乎！人的心态是多么容易变迁啊？我上次来时经过长江，沿着汉口而往西，登赤壁矶，游览孙、曹交战之处，慷慨悲歌，感觉古今只在一俯一仰的瞬间。向北眺望乌林，为曹操的雄心壮志突然遭到挫败而伤心；向东远望夏口，为周瑜、诸葛亮的生而逢时而心生羡慕。遥想徘徊之际，不觉洒脱之气已自胸中流露。继而路过岳阳，见到洞庭湖的长涛巨浪，惊心动魄，胸怀之中从各处沾染的混浊之气，在此一瞬之间变得空净，从而生出网罗宇宙、物我齐观，吞吐万象、容纳八方的豪迈情怀。等到登上衡山，游览完幽深的洞壑，曲折的林泉后，忧虑减少，烦恼变轻，心境开阔，精神愉快，又觉得修身养性、悠闲自乐、远行游览、寻景探幽，也不是很难的事。……我今天所游历的各处风景名胜，与以往一样，但我的感情有时惊愕有时爱怜有时难以取舍，这该如何操控呢？于是知道以往那些愁苦的感情，全是虚妄，是我的心不能转化万物，反而被万物转化所致。过去了的仍要挽留它，与追逐某物而被某物改变了心志，是同样的谬误。世间必有某种不随外物而悲喜，能以混沌的感情无差别地对待万物的事物或方法，我怎样才能掌握它呢！（《游衡岳后记》）

    此文当是告假归乡后病愈出游时所写。此外还有一篇《游衡岳记》的文章，记述了他出游的动机，说：“我打算趁着现在身体健壮出去远游。即使不与汗漫相会于九天之外，也要遍游世间的各处名胜，纵目四望，开阔心胸，以完成平生的愿望。”张居正三十岁告假归乡，正是身体健壮的时候，而且除去这段时间外，他再也无暇四处远游，所以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应该就是这段时间。观察他游历赤壁矶、洞庭湖、衡山各处名胜，而生出种种不同的感触，这些各种不同的感触，在内心相互交织，最后忽然顿生出“不随外物而悲喜，以混沌的感情无差别地对待万物”的感悟。我个人以为这正是张居正对于人生获得的更深一层的认识，而他平日之积极用世的人生观，也因此而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请各位让我把话说完。张居正才智卓越，奋发有为，却一直没有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完成其治理天下使万民都蒙受恩惠的夙愿，因此才暂时归隐，独自修养身心，这件事从张居正积极用世的观点来说，他必然会认为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其牢骚满腹，一腔愤慨，应该是他遭受打击后心理上的正常反应；况且此时的他精神修养还未能达到“以心转化万物”的境界，也就难怪他会感到胸中愁闷，气愤难平了。若非经历这一场远游，开拓了他的感悟，扩展了他的胸襟，那么他在精神懊恼、灰心丧气之际，即使不沉沦于“修养元神练习胎息，入静守意自我反省”的消极生活，走上清静无为、放荡不羁的道路，但他一时的愤慨，也必然会深深影响其他平日积极用世的人生观，减退他积极有为的兴致，这样他若还想保持心怀万民的情怀，用心研究当世的事务，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了。然而在他游览名山大川以后，心灵竟然一下开阔了许多，而且顿生出“不随外物而悲喜，以混沌的感情无差别地对待万物”的感悟，于是这种感悟和以往的难免于“心被外物转化”，一同升华为“万物随心转化”。观看他在《七贤咏》的序文中所说的，就可以知道到自从经历这次开悟以后，其心已不受外物束缚，对事物而能作超然物外的观察分析了。其文说：

    我常感叹地以为精深玄妙之人，很看重自我的适意，行事但求清白质朴，不求与人相同；所以纵然是一生都受到毁谤和猜忌，对于独行其道的人来说他也不会感到后悔，纵然其才能和智慧一千年也得不到展露，对于洁身自好的人来说也不会感到苦闷；他们都是身心惬意，无拘无束，而超然世外的人。

    从他心理变化的方面来看，这自然不是消极出世的感想，而是超然物外的胸襟。必当具有这样的胸襟，然后才能不以加官进爵为喜，斧钺加身为惧，才能打破得失毁誉的关头，养成特立独行、百折不挠的人格，也只有这样才能与诸葛武侯所说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与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十分接近。至此他的精神修养，才算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平日积极用世的人生观，经过这精神修养的洗礼，也才算更加地趋向积极。所以，在此情况下，一经其父的激励鼓动，他就幡然醒悟，再次决定出山，重新进入仕途，乃至以后重新受到明穆宗的赏识厚待，享受三公的特殊荣誉，自此更是一心为公而忘却私事，为了国事不顾家庭，凭着超然物外的胸襟，造就匡正时局、辅助君主的事业。

    张居正自归隐到复出这段时间，其人生观不为环境所转移的情形大致如此。将他与那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灰心丧气，就萌生消极出世的思想而自甘废弃的轻薄少年相比，又怎可同等看待呢？日后他最终能卓越地有所树立，跻身于大政治家的行列，是有原因的，有原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