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四）——再起时代

    张居正重新出山，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入朝觐见后，立即担任右春坊右中允，并兼任国子监司业。当时高拱正任国子监的司成，与张居正一起利用教导完学生的闲暇时间，从事政治学的研究，于是两人交往甚欢，彼此之间以建立宰相的功业相期许。过了两年，严嵩被罢相，张居正因徐阶的举荐，充任《承天大志》副总编，八个月而完成稿件，其中的纪和赞都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由于此，张居正受到世宗的赏识，不久升任右春坊右谕德，兼任裕王的讲师。裕王，是穆宗朱载垕未登基之前的封号。张居正既然成为穆宗的老师，而且穆宗又深知他的才能，这就为他日后的被破格提拔准备了机会。那时高拱也同在裕王的府邸任讲官，两人的交情于是更加深厚。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也因为徐阶的举荐，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国家机要事务的讨论。徐阶与高拱二人，平日对张居正都很期许，现在二人都在内阁，有识之士都能够断定张居正早晚会被重用。这年冬天，世宗驾崩，穆宗登基。张居正因为是穆宗作藩王时府邸的旧臣，而倍受礼遇和敬重，竟然一跃而成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自此与徐阶、高拱共同参与国家机密的讨论，俨然成为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然而没过多久竟然传出徐阶与高拱关系变坏、互相仇视的消息。先前世宗常住在西苑，内阁大臣的值班房在苑中，高拱也把家搬到了距值班房比较近的地方居住。一天，世宗皇帝生病，却误传成已经驾崩，高拱就立刻把家里的器物全部搬出。开始徐阶非常亲近高拱，将他引入内阁，然而高拱却因为骤然显贵，盛气凌人，多次触犯徐阶。给事中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曾经弹劾过高拱，高拱疑心胡应嘉是受了徐阶的指使，从而对徐阶十分不满。世宗驾崩，徐阶起草遗诏，所有斋醮、土木、珠宝、织物一律免去，当年因“大礼仪”案或言事获罪的大臣全部平反，诏书颁布，朝野上下都为之感激流泪，只有高拱、郭朴因为徐阶没有与他们共同商议，心中不乐。而且徐阶起草诏书时，唯独与张居正商议，对于这点高拱心中最是气愤。等到穆宗继位后，高拱因为是穆宗府邸旧臣的关系，更是多次与徐阶对抗。隆庆元年（1567年），胡应嘉因救助考察被罢免的人而被解职，言官们认为这是高拱借着私人恩怨驱逐了他，争相上书弹劾高拱。在高拱上疏自辩时，徐阶虽然进行了安慰挽留，却没有追究言官们的责任。高拱愈加愤怒，与徐阶在内阁大吵了一架。高拱指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说他的两个儿子经常与人私下交易，以及家人横行乡里的罪状。徐阶上疏辩解，乞求告老还乡。于是言官们再次争相上疏弹劾高拱，高拱不得已，称病辞归乡里。在徐阶、高拱二人关系恶化的这段时期，张居正并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争斗，但以他和二人交情的深厚，他是很难超然事外的。见到高拱归去，他又不能相救，其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高拱被罢职后不久，徐阶也因张齐的弹劾，乞求告老还乡。李春芳代替徐阶成为首辅，张居正与陈以勤同居次辅之位。张居正的官阶虽然进升，但他最引以为知己的师友，却因为不能相容而先后离开朝廷，张居正难免会有孤立无依的感觉。

    张居正以侍从旧臣的身份进入内阁，为报答穆宗的知遇之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于是在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呈上一份名为《陈六事疏》的奏疏。这是张居正发挥政见的第一声，他当时的抱负及日后的建树，都可以由此而见其大概，足以与荆国公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相前后辉映。现全文抄录，并略加解说，以供世间学习政治的人参考。

    臣听闻帝王们治理天下，有根本的准则，有紧急的事务。正心修身，建立中正之道作为臣民的表率，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审察事机，揣度形势，改革制度，安定人民，这是匡正时弊的紧急事务。根本虽然树立，而不能改革制度，完善统治，这就像琴瑟之声不和谐，如果不换掉琴弦，重新安上，还是无法弹奏。陛下您自继位以来，端正身心，修养品德，重视教育，勤于政事，恳切诚挚地一心敬奉天地、效法祖宗，践行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事务，这就已经为治理好国家建立根本了。但是近来风俗人情，沿袭不变，百弊丛生，已出现颓靡不振的征兆，积重难返的势头，若不稍加改革，恐怕很难革新天下人的耳目，统一天下人的心志。臣未估量自己的蠢笨浅陋，日夜思考，郑重地想出一些适合当前时势的建议，整理为六件事情，开诚布公地上疏陈奏，以备圣明的您选择采用。臣又自以为我侥幸以经术得到您这样的圣主的厚爱，成为辅弼之臣，朝夕与同僚大臣们恭敬和谐地相处，凡有所见，自然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言献忠，似乎不必再上什么专门的奏章。然而臣愚昧，私下认为皇上怀有奋发有为的志向，但平时却像深渊一样静默隐藏，大臣们无法窥测您的心意，并且天下的人民也都希望您能把国家治理得完善，可是长久以来旧的习俗沿袭不变，很难找到下手治理的方向；所以，我大胆地不做隐藏，披肝沥胆，上疏奏事，希望借此宣扬您的恩德而统一众人的思想，并非有什么其他的目的。诚心期望圣明仁慈的您能俯察借鉴，颁赐施行，这会让天下人感到非常荣幸，也会让愚臣感到非常荣幸！

    （按）“社会变化了，事物也随之变化；情况改变了，处世行事的方式方法也要相应改变”，“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韩非子·五蠹》），这是法家的基本观念，也就是今天西方哲学家们所提倡的适应环境革旧维新的学说。时至今日，这种学说已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但在古代，儒士们受尊古思想的迷惑，普通人习惯于因循守旧的风俗，常常把保守当作美谈，将改革斥为邪说。纵观历史典籍，除法家诸人以外，能站在儒家立场，采用法家的精粹学说，勇敢地以革旧维新为己任，终身践行而毫不懈怠，不顾生死而坚持不渝的，在宋朝有王荆公，在明朝有张居正，上下四千年，也只有这二人罢了！王荆公上书宋仁宗，说：“现今的时代，距离先王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所遇到的变化，所遇到的情况不一，而要想完全采用先王的政治制度，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是很困难的。”（《临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张居正上书穆宗，则说：“审察事机，揣度形势，改革制度，安定人民，这是匡正时弊的紧急事务。根本虽然树立，而不能改革制度，完善统治，这就像琴瑟之声不和谐，如果不换掉琴弦，重新安上，还是无法弹奏。”呜呼！他们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持的政见不同，但他们不愿守旧，力主革新，慷慨地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推行改革政策，其奋斗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却是先后一致，完全吻合，值得人们无比崇敬赞叹的！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因循守旧，玩忽职守，苟且偷安，习俗承袭，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旦有人劝其振作，让其变更，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不皱眉痛恨、厌恶躲避，甚至群起而攻之的。这就是王荆公终究会到得罪当世之人，张居正更因此受到同僚小人攻击的原因。其实，他们二人也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改革学说，会引起世人的反感而遭到反对，所以他们在揭示革旧维新学说的时候，仍以敬奉天地、效法祖宗为依托。他们之所这样做，是在借效法祖宗的虚名，推行维新的实际，以缓和世人的反感，消除阻碍。言辞越委婉，他们的用心就越良苦。然而纵使如此，也还是不能堵上反动派的口，而避免受到攻击，乃至最后荆公在生前遭到放逐贬谪，张居正在死后遭到清算罪责。世人不明察，仍是抓住他们一两个小的缺陷，斤斤计较，议论短长，致使二人忠君爱国的热忱，无法大白于天下，几乎埋没千年。这是多么地让志士为之寒心，英雄为之气短啊！唉，可惜呀！

    逐项开列：

    一是减少议论 臣听闻天下的事，思虑贵在周详，践行贵在尽力，与众人商议，自己下决断。汉代的大臣申培说：“为政不在于多说话，而是要看实际行动怎么样。”臣见到近年以来，朝廷上下，议论太多，或一件事甲说可以乙说不可以，或一个人早晨被誉为子路晚上被贬作盗跖，或前后不觉相反，或毁誉自相矛盾，是非混淆于议论，取舍取决于爱憎，政令纷乱变更，事情没有统一的标准。又经常见到都督巡抚等官，刚到一个地方，就依照惯例呈上一道奏疏，或胡乱地谈几件事，或请求调动几个官员，文采华丽，辞藻工整，阅读者常被弄得晕头转向，其实文章大意不过是说这个人有才华，或那个人用于做事而已。实际上，他刚到任，地方的利弊怎么能够探察得周详？属下官员的贤能与否怎么能够洞察得明晰？不过是探听了众人的议论罢了。读其文章，虽然灿烂华丽，寻其主旨，却漫无边际，词不达意。等到时间一久，可能连他自己都忘了自己说的什么了。就像去年皇上因为贼寇侵犯边境的事，特意下令召集群臣商讨防备之策，那时，各种言论充斥朝堂，很多策略都被提出；现在将近过了一年了，那些言论、策略果真都全部采用、执行了吗？即使有所执行果真都有实际的效果吗？再如蓟镇的事情，最初提建议的人说：我打算怎么样怎么样。主事的人也说：我打算怎么样怎么样。但没过多久，就出现将领之间不能相容，兵士在军队中哗变，不同的意见蜂拥而起，多种谣言纷至沓来的现象，于是又纷纷出现停止练兵的言论。臣个人以为，事情没有全部有利的，也没有全部有害的，人各有自己的长处，也各有自己的短处；关键是能权衡利弊的多少，斟酌其长短给他安排适合之处，这样交给他的任务指定他做的事情，他才能尽力完成。现在，开始时考虑还未周详，就听信人言骤然实行；最终又因坚持不定，听信人言而骤然罢止。再加上人们因喜爱和憎恶互相攻击，胡乱地发表意见，有些诽谤能略微地切中事理，有些诬蔑却又没有一点根据，于是导致探寻者找不到方向，听取者晕头晕脑。每个人都怀着猜忌之心，一有动作就被视为欺诳，像这样只是虚度了岁月，成功是很难见到的。古语说：“指手画脚的人多了会扰乱人的审察力，议论的人多了会扰乱人的判断力。”这是当今最大的忧患。诚心希望皇上从今以后，励精图治，掌握处事的主动权，扫除不切实际的空话假话，寻求付诸实践的实际效果。想要做成某件事，之前一定要加以审察，务求妥当，等到考虑周详后，必须马上行动，这就得像唐宪宗决定讨伐淮西、蔡州时，虽有人想方设法地阻挠，也不为之动摇那样；想要使用某个人，开始之时一定要慎重，务求能力相符合，等到选定人才之后，就要完全信任他，这就得像魏文侯任用乐羊，虽然诽谤的奏疏堆满桌案，而终不为之动摇一样。再乞求皇上下令嘱咐部院等衙门，以后应该体察朝廷减少事务、崇尚实效的意思，一切奏章务必简要切实，是与非、可与否要明明明白白地直接表达清楚，不能相互推卸责任，只说空话，不办实事；大小官员，也应该各自秉持公正，以诚心正道相处，以提升职业技能为务，远离轻薄，归向忠厚，崇尚质朴，减少修饰；或许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兴盛，使风俗得到变更。恳求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张居正，站在儒家的立场提倡法家学说，并全力推行之。法家最重视功利主义，因此不崇尚说空话，而只求实际效果，比如韩非子就曾说“大臣陈述其言，按照其言委派他任务，然后按照其任务责求他有所成就”。（《韩非子·二柄篇》）明穆宗承接世宗之后，刚一即位，就废除斋醮，屏退术士，表面上好像是对世宗行为的拨乱发证，然而当时大臣和百姓们对于道教，久已习惯，跟风崇信，长期积累，已然难以改变。而道教不重功利，又恰好与法家相反。在当时外患深入、内政废弛的状况下，士大夫们却只会讲空话假话，对现实不起丝毫作用，这样下去很难不重蹈宋朝人议论未定，金兵就已渡过黄河的覆辙。张居正心怀忧患，所以先以扫除空言、追求实效劝说。看他所说的“想要做成某件事，之前一定要加以审察，务求妥当，等到考虑周详后，必须马上行动，这就得像唐宪宗决定讨伐淮西、蔡州时，虽有人想方设法地阻挠，也不为之动摇那样；想要使用某个人，开始之时一定要慎重，务求能力相符合，等到选定人才之后，就要完全信任他，这就得像魏文侯任用乐羊，虽然诽谤的奏疏堆满桌案，而终不为之动摇一样”，就可以看出他对于用人、为政之道，确实是非常了解，很有把握。假如君主能依他的建议施行，又何愁用人不当、事不成功呢？即使这样，我也不能不因此生出一番感慨。今天谈论民族性的人，常有这样的话：“美利坚，是说了就做的民族；英吉利，是做了才说的民族；像我们中国，是只说不做的民族。”呜呼！假使这句话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民族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凭借什么才能与人争一日之长短呢？因此张居正所提的这些建议，不应该只有明穆宗诚恳地铭记于心，但凡今日拥有用人、行政之权的人，也应该将之写在腰带上牢牢记住以时刻作为警戒。

    一是整顿法纪 臣听闻君主以一身而居万民之上，统治广阔的四海，因此能使天下的人民都遵从其教化法令，整齐划一而不乱，这就是法纪。纲犹如网上有绳，纪犹如丝线有结扣。《诗经》说：“勤勉不已的我的君王，依照法制治理天下。”这是君主的权柄，一天也不可授予他人。臣见到近年以来，制度不严，法度不行，上下只是苟且求安，事事不过推诿谋私。把模棱两可看作居中调停，将委屈迁就视为善于办事。法制只对平民百姓起作用，而强横跋扈的人即使破坏法律、触犯制度也对他无可奈何；礼只对朝廷之人有约束，而底层民众即使违背义理、僭越名分也都恬不知耻地无所畏惧。法纪废弛的风气渐渐形成，指挥灵便的局势难以调用。贾谊所说的脚掌反转不能走路的病，很值得深虑。然而人们已长久地习惯于此，突然加以整顿，必将有人说这是违背人情的做法，又必将有人说这是过于严酷的做法。请让臣略加解说。曲从私情与顺从人情，名称相同而实质不一样；整顿与严酷，事情好像类似而功用却不同。大体来说，顺从人情，是根据人们共同的愿望而施行，这就是《大学》里所说的“老百姓所喜欢的就大力提倡、发扬，老百姓所厌恶的就予以抵制、杜绝”。如果是曲从私情，则会不顾是非，不顾此事是否可行，而是一味地方便人而已。整顿，说的是整齐严肃，向民众宣示法令，使民众不敢触犯，这就是孔子所谓的“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同化他们”。如果是严酷，则为严刑峻法，只会不合理地虐待、差使人民而已。因此人情可以顺从但不能曲从，法纪应当严厉而不应当残暴。希望皇上努力做到独自掌握决策，对事物都能明察秋毫，宣扬法纪以整肃群臣百姓，独揽大权而矫正各种制度。施加赏罚一定要遵循公道，不可曲从于私情；政策号令必须由皇上亲自决断，不可因轻浮的议论而随意变更。法律应该惩罚的，即使是贵族近臣也不能宽恕；事有冤屈，即使是低贱之人也必须让他申诉明白。还希望陛下下旨令都察院核查嘉靖初年所制定的法纪制度，重新加以告诫，坚持公道，整顿风俗法纪，以助成皇上勤勉努力、励精图治的心愿；这样差不多也就可以做到让体制严正，树立朝廷尊严，而百姓们都遵纪守法了。恳求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法纪，是法治主义的核心，不只有法家重视，但凡研究政法的学者，也无不奉为金科玉律；又难道只有专制国家重视而已吗，但凡民主国体的国家，也无不将之作为治理国家的关键事务。法家说：“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必须合乎民心，对于遵守法令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韩非子·定法篇》）又说：“言行不符合法律的一定要禁止它。”（《韩非子·问难篇》）这都是有关法纪的学说，不懂这些就不足以谈论治国的道理。张居正目睹当时法度的废弛，因此请求整顿法纪，其关键在于“人情可以顺从但不能曲从，法纪应当严厉而不应当残暴”；“法律应该惩罚的，即使是贵族近臣也不能宽恕；事有冤屈，即使是低贱之人也必须让他申诉明白”。简而言之，就是说法治应当既公平又严峻罢了。《韩非子》说：“确实有功劳，即使是低贱、被疏远的人，也一定要赏赐；确实有过错，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一定要责罚。”（《主道篇》）商鞅更是发挥了这种理论，说：“所谓统一刑罚，就是量刑不论人们的等级，从卿相将军到大夫平民，只要有人不服从君王的命令，违反国家的法律，破坏国家的制度，即使犯了死罪，也绝不能赦免。有些人，虽然以前曾经立过功，但是后来做了坏事触犯法律，在量刑的时候，不能因为他曾经立过功就减轻处罚；对于那些以前做过好事，但后来却有了过错的人，在量刑的时候，不能因为他曾经做过好事就破坏国家的法律，减轻对他的处罚。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如果那些忠臣、孝子有了过失，就一定要根据他们所犯过失的大小来定罪。在那些掌管着国家法律、肩负着国家职务的官吏中，如果有人不执行君王的法律，就应该判处他死罪，绝不能赦免。”（《商君书·赏刑篇》）这是法治贵在公平的学说。《韩非子》又说：“严刑，是民众所畏惧的；重罚，是民众所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了民众所畏惧的严刑来禁止奸邪；设置了民众所厌恶的重罚来防备奸诈，因此国家才会安定而暴虐作乱的事也才不会发生。”（《奸劫弑臣篇》）又加以发挥说：“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也一定能制止；因此君王设置重刑后，奸邪全都得到制止；奸邪全都得到制止，于人民有什么损害呢？所谓重刑，就是奸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得一点小利，君王也要给予他很重的惩罚；人民不想因为一点小利就蒙受大罪，所以奸邪能被制止。”（《六反篇》）这是法治贵在严峻的学说。这些言论，与张居正所说的，正好可以相互阐发，而为法治主义的最高准则，即使是当今时代推崇法治的西哲们，又还能增添什么呢？左丘明说：“国家的衰败，来自官员的邪恶；而官员丧失道德，是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左传》鲁桓公二年）不整顿法纪，其所造成的流弊，不到亡国败家的地步不会停止！治理国家的人又怎能不多加留意呢？

    一是重视政令 臣听闻君王是主掌政令的人，大臣是执行君王的命令而传达给百姓的人。君王不主掌政令，就没有威严；大臣不执行君王的命令而传达给百姓，就没有法度，这是大乱的途径。臣曾看见旧日的规矩，凡各衙门的奏章，奉旨办事，有“某部门查看以后回报”字样的，必定是紧要事情，重大事务；有“某部知道”字样的，虽然过程稍微缓慢，也必定会核查事务，若是关系到各地方民情利弊的，该衙门应该自行根据事情的缓急而斟酌，依次上本答复。至于皇上特意发下敕书晓谕的，又与平常不同，更应当加快执行，不让事情留滞。大体来说，天子的号令就像风雷，如果风不能动，雷不能击，那么自然界运转的枢纽就会停滞，乾坤的作用就会止息。臣私下见到近日以来，朝廷的诏令、圣旨多搁置不实施，各部抄录以后，一概搁置不行。有的已经过皇帝的亲自批准，也一概看作废纸，有禁不止，有令不行。至于应该勘查应该报告、奉旨下去办事的人，各地方官尤其迟缓，有勘查一件事而几十年犹未完成的。文件堆积，很多案件遭到埋没，作证之人，因时间太久半数已然去世。年月久远，事情多数已变得失真。于是，导致有的人漏网潜逃，国家的法律难以伸张正义；有人的像覆盖的盆子一样处在困苦的境地，长怀不能申诉的冤屈。这样，是非怎么会明了，赏罚怎么会得当呢？恳切地希望您能给各部院等衙门下旨，一切大小事务，既然奉有皇上的圣旨，就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上本回复。如果是事理清晰、显而易见的事，就应该依据情理立刻裁断，不能推给巡抚、巡按处置，以致耽搁、迟误。那些需要结合议论查问相关人员的，也要根据事情的缓急、路程的远近斟酌估量，责令他尽快上奏回报，主管部门设立簿册，登记注销。如果有超出期限不上奏回报的，依据实际情况查处、参劾，以违反规定之罪给予他处分。吏部能以此来考核官员的勤劳懒惰，以之作为贤与不贤的标准。然后人人都会想着各尽其职，而事情也就没有积压了。恳求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法家的功利主义，既然不崇尚说空话而只注重实际效果，那么对于一切政令，自然必会力求加紧推行，以增强行政效率，其言说：“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而是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商君书·画策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圣人知道事物的必然道理，知道根据时势的要求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能制定出一定会成功的政策，能鼓舞百姓勇敢地参加战斗，能推行让人们都执行的命令。”（同上）如果有蔑视而触犯法律的人，则死无赦。因此“破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管子·重令篇》）能推行如此严峻的法令，则要依赖独裁。所以法家又说：“见了事物能独立判断的叫做眼光明亮，听了事情能独立判断的叫做耳朵灵敏。对于事情能独自决断的，可以做天下的君王。”（申子语）这是法家法治精神的依托，没有它也就不足谈论法治了。张居正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对当时玩忽职守、蔑视法令的情形，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而以“一切大小事务，既然奉有皇上的圣旨，就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上本回复”来纠正，要求事情不能“积压”。政令积压得多了，就会百事废弛，法纪混乱，国势不到无威信无法度乃至天下大乱的地步不会停止，还哪里谈得上有行政效率呢？张居正深知衰乱的根源在哪里，所以本着功利主义的立场，全力以考核官员功绩来上疏劝说皇帝，希望借此拨乱反正，其用心良苦，实在远远超过常人。无奈乱势已成，积重难返，若想“铲除强暴，杀尽凶恶，剔除奸邪，改革旧政”，实在有“不得已而使用威严”的必要，这是日后张居正之所以将法家思想揉入儒家，希望借严厉的威严以挽回懈怠懒慢之颓势，而最终难免被人讥刺为“手中权力之大几乎令君主震恐”的缘由。真令人感慨不已啊！

    一是核查名实 臣听闻君主驾驭臣子的方法，赏罚取舍而已。若想赏罚取舍得当，必须综合核查名声与实际是否相符。臣常常见到朝廷欲选用一个人时，主事者往往有人才匮乏的感叹。我认为古代的人才与今代的人才相比才能相差不远，君主掌握任用、罢免、给予、夺取的权力，以此来驱使天下的士人，何愁而寻不到人才呢？却说世间无才可用，臣不相信。这只是因为名声与实际未能用心考核，选择人才未能精细鉴别，所用之人没有用在急需之处，所选之才的任命并不是他们想要的，这样士人的爵禄就不丰厚，一些人也因之心怀侥幸，牛与千里马一同驾车，二者都会疲惫，乐队一起吹奏，很难辨别工拙，这样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么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呢？臣请求简略地概述一下：器物必须使用而后才能知道它是钝是利，马必须驾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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