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四）——再起时代

必须驾驶而后才能知道它是好是劣。现今使用人才却不这样，衡量一人的才能，不用让他办事的方式去试验他；交给他事务，又不考察他的业绩；等到他办事失败后，又未必会公正地给予惩治；质朴老实、敦厚持重的被人讥讽为无用，而言辞浮夸、不切实际的凭虚张声势窃取名誉；洒脱正直的因违背流俗而落落难合，阿谀逢迎的因钻营谄媚而改变身份。有的人其才能虽然可用，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有的人根本没什么才能，却因为名声在外而备受尊重。有的人因做过一件善事，就一生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有的人因犯过一次小错，就一生都被众人责备诟病。再加上官员不能在某地任职太久，朝廷不考核业绩，调动过于频繁，转任过于太快，选用讲究资历，以致人们对官员的毁誉评价不与事实相符。并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每每声称，要放下自己的本职工作，思考自己工作范围之外的事情，上疏进言，连篇累牍；等到核查他的本职工作，则他又糊涂不清。主管钱粮的不核对开支收入的数目，掌管刑狱的不熟悉法律条文，官吏失职，事情如何做得成？凡是这些都是所谓的名声与实际不相符合。这样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怎么能够得到进升？而文武百官、各级部门对于自己的职责，怎么能够恪尽职守？因此臣愚妄地以为没必要担心世间缺乏人才，值得担心是缺少使用人才的方法。如果方法得当，则全天下的士人，都会任皇上随心所欲地使用，无不响应。臣希望皇上能慎重地使用人才，珍视爵位和赏赐，用人一定要考察他最终的业绩，委任必须看准是适当的人选。有功于国家的，即使赏赐千金、拜相封侯，也不要吝惜；无功于国家的，哪怕一个微笑，一件破衣，也不要轻易赏他。再乞求您颁布圣旨命令吏部严格考核之法，审核名实所归。依照祖宗旧制，凡是京官三年期满，地方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施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等以评出等级、优劣。如果功过不显著，无法立刻进行赏罚的，乞求将诰命、敕令、勋爵、阶品等项斟酌考量之后再决定是否给予或削减，给予或削减时要稍稍做一些变动，表示激励或劝勉。至于任用、罢免、进升、降职，一律以实际的功绩为标准，不要被名声所迷惑，不要只讲求资历，不要因外人的毁誉而动摇，不要掺杂个人的爱憎之情，不要因一件善事就断定他的一生，不要因一件过错忽视他的大节。在京城各衙门里的副职，必须量其才能授予他适当的职务，平时要要求他恪尽职守辅佐长官；如果长官的职位空缺，就以副职补替，不必另找其他官员。其属下的官吏有熟练政务、用心职守的，九年任满，也可依照吏部的考评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尚书、侍郎。其他品级较低的小官品级相同的，不必相互调用。各处巡抚果真在某地时间较久且治理得很好的，可以就地增加俸禄，不必再调往其他地方。布政司、按察司里的官员，如果做参议久了，可以直接升为参政；做佥事久了，可以直接升为副使，不必在各部门间调来调去，徒增麻烦。这样，每个人都专门的职责，每件事都可要求他们操办成功，而且也不必担心人才的缺乏了。此外，如果有臣没有提到的，也乞求陛下您颁下圣旨命令相关部门，用心讲求，分条上奏陈述，恳求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法家借以推行其政策的是法令，借以执行其法令的是官僚（即今天所谓的公务员），而其官僚政治的基础，在于综合核查名实，以作为选贤任能、赏功罚罪的标准。综合核查名实，是法治主义最重要的基层工作。法家说：“朝廷有正经的臣子，国家有正经的风俗，人民有正经的产业。什么是朝廷正经的臣子呢？按个人能力接受官职，不欺骗上级，谨慎地施展其才能，不凭空领受国家的俸禄，这就是朝廷的经臣。”（《管子·重令篇》）这是官僚政治的基本。又说：“如果举用人才得当，就可以坐而治国，好处不可尽收。如果官吏不能胜任，即使奔走从事，他们所败坏的事情，也是很难补救的。并不是国家缺乏能够胜任的人才，而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能够知道他们。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认真地查访胜任的人臣。”（《管子·君臣篇》）这是要求在还未任用之前就应该做到综合核查名实。又说：“不是名副其实的士人，不许在朝中做官，因此即使官位有空缺，也无人敢于冒请。君王举办大事，臣下也就不敢以做不到的事情来骗取职位了。君主了解臣下，臣下也知道君主了解自己。所以，做臣子的也就不敢不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地为君主办事了。”（《管子·乘马篇》）这是要求在任用之后一定要综合核查名实。又说：“赏赐不施加于无功之人，刑罚不施加于无罪之人。”（《韩非子·难一篇》）“君主过度的赏赐，臣下就会苟且和侥幸，臣下白白地得到赏赐，功劳就不再尊贵了。无功的人受赏，财物就会匮乏，人民就会抱怨；财物匮乏，人民抱怨，民众就不会为君王尽力了。因此赏赐过度会失去民众，用刑过度民众就不再畏惧。有赏赐却起不到激励作用，有刑罚却起不到禁止作用，这样国家即使很大，也必定会有危险。”（《韩非子·饰邪篇》）“所以有权谋的君主，有功必赏以便人尽其能；有罪必罚以便禁止奸邪。”（《韩非子·外储说篇》）。这是借综合核查名实来实现赏罚的得当。君主对于臣下，鉴别选拔是如此的谨慎，考核是如此的勤勉，赏罚又是如此的严明，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有不称职的呢？行政效率又怎么能不继续增长升高呢？这就是张居正此时上疏不得不急切地以综核名实进言，而将来执政以后更是以综核名实为第一要务的原因。即使如此，综合核查名实之说，自法家首次创立以来，历代的大政治家，像汉末的诸葛武侯。像宋朝的王荆公，像明朝的张居正，像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诸人，一代一代继承发扬的，实在不乏其人；然而经过两千多年，我国的官僚政治仍未步入正轨，至今仍需要继续努力改进，这是为什么呢？答：由于未能把综合核查名实的政治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而已。制度，是思想的具体结晶，在政治上则是最有效最持久的工具。只有完善的政治思想，而没有完善的政治制度，作为实施的工具，那么其效果必然局限于一时，不能对后世发生久远的影响。孟子所谓“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凡是能适应需求，产生实效，历经百年而无法替代的，无不是有具体的制度以为寄托。就从现今的五权宪法来说，检察权与考试权的独立，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各国，而蔚然成为中国独有的政治特点，难道不是从历代相沿的御史制度和科举制度中借鉴而来并加以形成的吗？再反观官僚政治所凭借为基础的综核名实的思想，虽然其萌芽在两千多年之前，对它发扬光大的也大有人在，但比较西方各国的制度完备和成效卓著，仍不能不感到差距过大、远远落后，这也是未能确立完善的人事行政制度的过错。呜呼！张居正所陈述的关于综合核查名实的方法，意思并非不完善，言语并非不周详，但还是不免于“某人在任时他的政治主张就得到贯彻，当他离开时他的政治主张也随之灭亡”的结局，这只是因为他没有像斯达因、俾斯麦一样确立人事行政制度，以对后世发生久远的影响。既然如此，那么今日谈论人事行政的人，借鉴前人的过失，就应该急于谋求确立完善的制度，以用作巩固官僚政治的基础啊！

    一是稳固邦本 臣听闻帝王治理国家，要想抵御外部势力必先安定好国家内部。《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自古以来即使是政治修明、社会升平的时代，也不可能没有外敌侵扰、盗贼盗窃的祸患。只有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即使有外患，但国家的根本深厚坚固，也没什么值得忧虑的。只因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外敌、盗贼趁机而起。大体来说，过着安定生活的民众可以引导他们做符合道义的事，生活在乱世中的人们，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必然之势。尊敬的皇上您刚登上皇位，就先颁布免除赋役、赈济饥贫的诏书，百姓欣喜，如获重生；唯独去年因您即位的第一年免除天下赋税的一半，国家财用不足，再加边防开支重大，国库空乏，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派出四个御史分别去督促税收，三都御史清查屯监，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为了缓解国家财用的急需，然而虽然如此百姓们也有因这种搜刮而苦不堪言的。臣近来听到外面的议论，都说不该做这样的事。只因派出的御史，看见百姓穷苦，也没有什么方法清查，只得将地方官库里的储蓄，全部拿出来赈济民众。以致各省官库空虚，遇到水旱灾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饿死而无法救济；两广地区的战事，供给的饷银不计其数，国库已无钱财可以支取了。这是国家财用还未准备充分就已经在开始耗损元气了。臣以为上天生养的财物，对于百姓和朝廷而言，都只有这么多。就像人，禀赋强弱，各有定数；善于养生的，只要节制爱惜，不因嗜欲而损害身体，就可以消除疾病而延年益寿。以前汉昭帝即位于武帝多事之后，国内虚耗，霍光辅佐，节俭省用，让百姓休养生息。推行数年，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财用也得以充足。既然这样，想尽各种办法征收赋税，索取天下有限的财物而为害人民，何如用心于节俭省用，从自足之中求取钱财而使百姓丰厚呢？皇上自即位以来，凡各种斋醮、土木等奢侈过度的花费，都已停止革除，即使勤劳节俭的大禹，也不过如此。然而臣私下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当百姓穷苦、财用耗尽的时候，如果不彻底地加以节俭省用，恐怕于局势无救。恳切地希望皇上您能体念百姓生活的穷苦，对国家的根本施予恩惠，对于凡是不急的工程，征收办理无益的，一切停免，崇尚节俭朴素，先天下之忧而忧。再乞求您颁下圣旨命令吏部谨慎地选拔出一些好官，治理人民，郡守县令是否贤能及其政绩的高低，只以奉公守己、清正廉洁、诚心爱民为标准，这些必须待上级考核他称职后，才能破格提拔。如果只是善于奉承上级，整理文件，却没有一点实际的政绩施予百姓，虽然有才能和器量，也只能给他中等的考评。其贪污显著的，限定日期追回赃款，让他自行押送至边境缴纳，完成之日再处置惩治，这样不但惩治了贪污，也为充实边防提供了帮助。再乞求您颁下圣旨命令吏部用心探求财用困乏的原因，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弊端？今欲治理，有何方法？现今风俗铺张奢侈，官民的衣服住宅，都无限制。外有豪强兼并土地，赋役不均，经常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他人名下，借此转移赋税，恃强不纳田粮，而是让小户佃农替他代缴。内有官府造假，欺骗朝廷，虚报冒领，奸人获利，有名无实。各衙门的官府钱粮，毫无盘查，假公济私，官吏们因此而滋生弊端。这些都是耗费国财、为害人民的大的方面。如果能清查出损害国财的方面而纠正它，则又何必向穷困的百姓索取，而自己耗损国家的元气呢？前面催促御史收缴赋税的事情完成后，就立即让他们回京，以后不必再派出去，加重地方的病患。那些派去清查屯监的都御史们是否应该取回别做他用，只要责成管理此事的巡抚巡按，叫他们用心清理而后决定即可，也乞求您颁下圣旨命令该部门从长计议，上奏定夺。以后朝廷上下只有清心省事、安静不扰，百姓的生活才能满足，国家的根本才能获得安宁。恳切地希望陛下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节省费用、爱护人民的学说，政治家们都能道出，儒法诸家的学者更是情深意厚地加以劝导，其意义十分明显，无须再阐述说明。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正是世宗骄奢淫逸之余，并且在贼臣严嵩聚敛搜刮之后，民众负担沉重不堪生活的局面已经很久了，若想矫正积重难返的弊病而巩固国家的根本，自然不能不以节省费用、爱护人民为第一要务；而他首先谈论奖赏廉洁、惩治贪污，则更是正本清源的方法。治国者固然不应该只是消极地从自我节俭中获取财用的富足，而是必须积极地从事于廉洁风气的提倡和培养。必须用法治来约束，努力使贪污绝迹，这样人民才能全都获得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基础，皆靠此来维系。

    一是整饬武备 臣以为当今之事，最值得忧虑的莫重于边防。朝堂之上，应该日夜谋划的，也莫急于边防。近年以来，外敌的祸患日益加深，边疆的防备久已废弃。近来皇上多次颁下圣旨要求边疆守臣严厉整顿边防，人们心里都要奋发图强，一时之间督抚、将领等官，都声称得到了人才，当前的防御措施似乎也算大体完备了。然而臣以为外敌像禽兽一样，不重创他们一次，其侵扰不会停止。但战争是危险的事，不可轻易发动，必须从容谋划，用计策战胜他们。现今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自行治理，其关键所在，就是皇上您先要奋发图强，确定志向；您的志向确定了，那些怀有忠诚、蕴藏谋略的士人，就可以在您面前效劳了。现今议论这件事的人都说：我们士兵不多，粮草不足，没有适合的人才做将帅。臣以为这三件事都不足以值得忧虑。士兵不担心少而担心弱。现在军队虽然缺少，但是各地的籍贯国家都有，如能按照籍贯征兵，查清冒认的现象，随机招募填充，加强实地训练，又何必担心没有士兵呢？削减那些无用的不急需的费用，合并到军费之中用以培养能征善战的军队，又何必担心没钱呢？设置重赏来劝勉有功的人，放宽文化资格而伸张将领的权力，这样那些忠勇的人，谁不会奋勇向前，又何必担心没有将领呢？臣所忧虑的，只是我国家之人没有奋发激励的志向，懈怠懒惰，苟且偷安，如此即使有兵士、粮草、将领，也恐怕不能有所作为。所以，臣希望皇上能够自己先确立励精图治的目标，坚定有所作为的志向，任用有智谋的臣子，推行实政，不急功近利，不忘记忧患，凡事周密计划之后再一步步地谨慎施行，不出五年，就可以消除外敌了。至于说到当前的防御策略，没有比选择边官将领，训练士兵，加固堡垒，让民众一起防卫堡垒，并时不时地选择精锐士兵，趁其不备去攻击他们更重要的了；这样即使外敌侵犯，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这些建议昨日虽然已在内阁讨论过它的执行了，但我依然担心有些人会因为懈怠苟且、玩忽职守的时间太久，而只说不做地搪塞过去。恳切地乞求您颁下圣旨命令兵部严令各地边境的督抚，务必将边防事务落在实处，等到秋防结束的时候，要严查有没有实际效果，并大行赏罚；一定要使边疆各郡处处都有防备，外敌才不敢窥视侵犯。再依照祖宗时的旧例，京城的防卫军队有数十万，现今虽然没那么多，但也有八九万人，如果采用适当的方法训练他们，又怎么会全无用处呢？只是士兵们已养成骄纵懒惰的习气，法令难以约束，即使春秋操练，也仅是徒具形式而已。臣考察古代礼制，以及我朝先祖的旧例，都有大规模阅兵的礼制，以此来整顿武备，防御不测之事的发生。今京城内外，守卫薄弱，臣常为此感到忧虑。恳切地乞求您颁布圣旨命令戎政大臣严整军务，设法训练，每年或隔年的冬末春初、农事空闲之际，恭请皇上您亲自检阅，一方面可以检验将领是否贤能，另一方面可以检验士兵的勇敢与怯懦。发现技艺精湛熟练的应该分别给予赏赐，发现老弱病残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马上予以淘汰更替。这样不仅使皇帝麾下常有数万精兵，也可以借此达到通过掌握兵权来控制政权的目的；并且这一举动，传扬出去，都知道皇上在用心扩张武备，整顿边防，借此也可以作为讨伐外敌的谋略，消除还未萌生的祸患，实在是转弱为强的一个机会。恳求您做出圣明的裁决！

    （按）整顿军队，经营武备，原是治理国家的常规；思考预防，更是当时的当务之急。明朝自开国不久，北方边境就多次发生战祸，像成祖时有马哈木和阿鲁台的侵犯，英宗时有也先酿成“土木堡之变”，世宗时有小王子及俺答的战事；而东南沿海，倭寇更是时常出没，世代为祸边境。武备的废弛，国势的贫弱，是南宋以来的各朝所没有的。奏疏中所谓的“外敌的祸患日益加深，边疆的防备久已废弃”，虽是感慨之言，但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张居正目睹时事的艰危，忧心时局，所以才会如此的语重心长。他说无兵无粮草无将帅不足担心，值得担心的是君主懈怠偷安，没有奋发激励的意志，真可谓之思虑周详而言语深切啊！至于他所陈述的防御策略，说“没有比选择边官将领，训练士兵，加固堡垒，让民众一起防卫堡垒，并时不时地选择精锐士兵，趁其不备去攻击他们更重要的了”，则尤其符合古人“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主旨，与近代“避实就虚持久作战”的战术相差无多，清朝围剿捻军等，莫不凭此建立大功。只是他力主举行阅兵礼制，说既可以“检验将领是否贤能”，“检验士兵的勇敢与怯懦”，又能“作为讨伐外敌的谋略，消除还未萌生的祸患”，然而察验事实，很是讨厌他这种未能免除的书生纸上谈兵的习惯，而对于整顿军队经营武备的方法，显然是有所不知。君主亲自检阅军队，固然能够一时之间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然而终究不如对将士严格训练，这样才能在平日也起到整肃军队的效果。当时“士兵们已养成骄纵懒惰的习气，法令难以约束”，既然奏疏中这样说，那么这岂是一年一度照例举行的大阅兵，所能挽救的过失，所能挽回的颓势呢？这就是当时整顿武备终究必须依赖戚（继光）、李（成梁）诸名将的训练有方，而现代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必然起始于黄埔军校的建立，抗战建国的非常时期，尤须注意集中训练的缘故。张居正只在举行阅兵的时候恭请皇上亲临，其意或许是在借此激发穆宗振作有为的志向，从而收取上行下效的功绩吧？如果不是这样，凭张居正熟悉军事，怎么会提出这种舍本逐末的谋略呢？

    这道奏疏侃侃而谈，切中时弊，所陈述的各种方略，几乎无一不是救治时势的良药，而其根本主张，则在于将法家思想引入儒家，严厉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而已。自荆国公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后，不论就其本身价值而言，还是就其时代影响而言，这篇文章都可以推为名臣奏议中的巨擘，政治言论中的翘楚。只是穆宗为人，《明史》说他“宽恕有余，但不够刚正严明”，（见《明史·穆宗本纪》），归根究底也只是中等材质罢了。在他刚继位的时候，依赖有徐阶等顾命老臣的匡正、辅弼，才有停罢斋醮、废除土木、诛杀方士、体恤言官的诸般善政。等到徐阶离职，虽有李春芳、陈以勤等显贵近臣，仍未能多加辅助，陈以勤上疏陈述“谨始十事”，穆宗虽然觉得好却不能采用，不久又上疏陈述时务因循的弊病，也只是让都察院评议施行“惩治贪官污吏”一件事而已。（《明史·陈以勤传》）到后来科道官石星因为清晰地列举出节制饮食、专心好学、勤于政事、快速决断、虚心纳谏、不听谗言六件事作为进谏，而竟然触发皇帝的大怒，以至对他施加廷杖，并把他革职归家。（见《明史·穆宗本纪》，并见《明鉴》）看到这些，则穆宗是一个怎样的君主，就可想而知了。可是对于张居正的这篇奏疏，他却格外赏识，立即采纳，赞许为“深刻地切中时势，令相关部门详细评议后回复”（《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并见《张文忠公全集》）。于是都御使王庭等议论并回复了整顿纲纪、重视诏令的相关事宜，兵部议论并回复了整饬武备、准备阅兵的相关事宜，户部议论并回复了巩固国本、节省开支的相关事宜，穆宗都一一批准施行，且定于明年九月举行阅兵典礼。于此可见穆宗对张居正的信任是多么深厚，后来张居正辅佐神宗，任劳任怨而死，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为了报答穆宗的知遇之恩。

    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固然已全被采纳，但由于当时的习气积累太深，一时之间不容易收到改革的实效。而首辅李春芳“力求使皇帝心志安静”，不肯稍作改变，这恰恰与张居正力求振作的主张相矛盾；位次相同的陈以勤也是碌碌无为，不作表现。张居正孤立无助，他的主张更是难以贯彻了。隆庆三年（1569年）八月，赵贞吉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国家机要事务的处理。赵贞吉“学识渊博，才华高超，然而性格刚直，爱意气用事，一举一动经常与人抵触；九卿大臣，有时直呼其名”。（《明史·赵贞吉传》）等到入阁以后，自认为是名流而处处领先，轻视张居正，呼为“张子”，谈论朝廷大事，就说：“这不是少年人应该知道的。”（《明纪》卷三十七）张居正也是以才气自负的人，受到凌辱，意气自然难平，再加自己的主张因此受阻，更加难以忍受，于是在这年的十月上疏请求起用高拱以压制赵贞吉。高拱素来与张居正友善，等到再次被起用，知道是出自张居正的推荐后，更是与张居正亲善。高拱“性格刚强直爽，十分快意恩仇”（《明史·高拱传》），而赵贞吉也是以性子刚直著称，于是两人一遇到事就相互掣肘，张居正趁机借助高拱来压制赵贞吉，大概不这样做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就无法施行，这与那些朋比为奸的人自然是大不相同的。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陈以勤因病辞职，大概因为陈以勤与高拱是旧日的同事，与赵贞吉是同乡，而张居正又是他举荐的人才，自己估量无法在他们之间调停周旋，所以才坚决请求辞职归去的。同年十二月，赵贞吉因为考核科道官员的事情，与高拱更是水火不容，上疏争辩，又无法取胜，于是也辞职离任了。第二年五月，李春芳因为高拱要报与徐阶之间的旧仇的事，曾经从容地为徐阶辩解，引起高拱的不满；李春芳对此心怀不安，也请求告假归田。于是，高拱就成了首辅，而张居正为次辅。“高拱再次出山，专门报复徐阶，所提意见都是针对徐阶，想要加重徐阶的罪名，而皇帝仁爱温和，也不予以制止。徐阶的子侄在乡里十分骄横，高拱任命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登记查抄徐阶儿子们的财产，并将他们全部充军发配，高拱扼制徐阶的方法可谓无所不至。”（《明史·高拱传》）最初，徐阶离职之时，让他的三个儿子谨慎地事奉张居正。张居正与徐阶有师生情谊，并且他能入职内阁也是徐阶的引荐，对于徐阶的子侄自是不能不尽心监护。等到高拱使徐阶的儿子获罪后，张居正“从容地劝说高拱，高拱的心稍微被他打动，但是高拱的门客却诬陷张居正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黄金的贿赂，高拱责备张居正，张居正面色改变，指天发誓，言辞甚苦，高拱于是向张居正道歉并说自己没有详细审察。两人的交情由此产生隔膜”（《明史·张居正传》）。等到神宗即位，冯保一事发生，二人就走向了决裂的道路。

    张居正自三十六岁（嘉靖三十九年）重新出山，至四十八岁（隆庆六年）晋升首辅，前后共十二年，计算起来其在翰林院和供职内阁的时间各占一半。供职内阁的六年中，主要有封赐俺答为王并允许与明朝互市、主持辛未科会试以及在吏部慎重选录人才三件事，是其最为突出重大的政绩，我将在以下的各个章节详细陈述。文集中有《答上相师徐存斋（徐阶的字）书》，是隆庆五年（1571年）所作，最能显示张居正此时的心事，以及他对未来的希望，特抄录下来作为本章的结束。其书如下：

    我的年龄今年已经四十有七了。苟且偷生，白吃俸禄，无所建树，每次感触时事，就会怅然若失。……在以后剩下的岁月里，只应当竭尽诚心，力求不辜负老师和国家的托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