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张居正之柄政（上）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身体不适，召集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第二天明穆宗驾崩，明神宗继位，年龄才十岁。朝廷下诏令张居正察看大行皇帝（旧时皇帝或皇后初崩称为“大行”，此指穆宗）的陵墓。当时张居正和高拱因为太监冯保的事，嫌隙越来越深。等到张居正察看陵墓回来，高拱已经被冯保诬陷罢免。高仪不久也因病去世。张居正从此就以内阁首辅的资格，一人掌权了。

    张居正和高拱原来互相十分投合，高拱得到再次启用，也是张居正所引荐招来的。自从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相继离位后，两人以志同道合的交情，继承周公、召公共同辅政的佳话，实在应该同舟共济，相得益彰了。无奈高拱蓄意报宿怨于徐阶，唯恐来不及控制徐阶。张居正无论为公为私，在当时情势之下不能帮助高拱落井下石。而高拱以张居正不肯轻易认同，最终迁怒到他。两个人的嫌隙最终激化，高拱自然不能推卸责任。至于冯保的事，就尤其以高拱刚愎自用而自招忧患，而促成冯保反咬一口。根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的记载：

    当时太监冯保正在朝中掌权，假传大行皇帝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一同接受临终遗命”。朝廷大臣听了都很害怕。一天内派人传圣旨到内阁。高拱说：“这话是什么人说的？皇帝年幼，都是你们做的，我要把你们都驱逐出去”。宦官回报，冯保因吃惊而改变神色，谋划驱逐高拱。

    由此可知高拱的离去固然是因为冯保陷害，而冯保陷害高拱，又是高拱逼迫使其如此。高拱对于冯保掌管司礼监，当初因为讨厌他的为人，所以吝惜而不给，等到冯保假传诏令自己取得，高拱又想把他的权力收到内阁，接着又命令科道各官纷纷上奏弹劾冯保，想要用严厉的法令来处置他。冯保以一个宦官小人的身份，在这种威胁之下，怎么能不努力谋求自卫，一定要除掉高拱后才感到痛快吗？确实啊！正如陈銮之言所说：

    明朝宦官的权力，根深蒂固，一下子很难转移。高新郑（按：高拱是新郑人，所以用地名来称呼他）正值后宫掌权，君主年幼（按：指仁圣、慈圣两宫太后和神宗），帝王宫廷与官署相隔绝的时候，于是想夺取司礼监的权力，全部归到内阁，他的谋划本来已经十分疏阔了。更不用说不能驱逐冯保了；即便正好除去一个冯保，也一定会再用一个冯保。这些官宦鄙陋，怎么能比冯保贤能而被任用呢？而且切近之间，对抗过分激烈，那么就会发生类似“南宫之变”“甘露之变”这样的变革，令人寒心。高拱固执而粗疏，不能稳居其位是一定的。（《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陈銮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

    由此看来，那么高拱被驱逐，实在属于咎由自取，和张居正有什么关系呢？高拱既然因为徐阶之事衔恨张居正，在冯保之事刚开始就怀疑张居正和他相互勾结，等到他的党羽群起攻击冯保，又严密警戒不让张居正得知，是他们先用小人之心对待人，公开给张居正以难堪，又怎么能是张居正的过错呢？但看高拱欺侮张居正是如此的厉害，而张居正在王大臣的案件中，还亲自极力为高拱辩解，才得以幸免于株连；当高拱已死，又靠张居正的极力请求，才得以平息神宗的怨怒而赐予祭祀礼葬。从前孔子说过：“以直报怨。”像张居正这样，足可以以此相称而没有羞愧了。但是他仍然不能被人谅解，导致他有“依附冯保驱逐高拱”的嫌疑，蒙冤遭受出卖朋友谋求名位的诽谤，这真的可以说是所说的是非颠倒，众口铄金了。

    张居正被任命为内阁首辅执掌朝政，正值君主年幼初立，人心疑惧不安，朝廷的法纪衰败的时候，要想重新振作君主的威严，除非提高宰相的职权不可。大概从洪武年间胡惟庸谋反被诛杀以后，就废除了丞相的官职，却用六曹来分掌政务，另外以殿阁词臣加孤卿的头衔，司掌部门票旨的事，而称之为内阁大臣，用来代理丞相的职权。这在英明的君王统治的时候，原可享有独自整治朝廷法纪的声名，以避免把权柄给他人，自身反而面临危险，防微杜渐，君权集中，固然是专制政体做到了极致。无奈继任的君主未必都具有才能和智谋，君主本身既然已经不谙熟法律，不能进行振兴变革的事宜，而内阁大臣又以权力轻微，自然难于胜任匡正辅佐的职责。于是以前防止宰相的权力过重，现在渐渐连君主的威严也一并丧失；朝廷内政不修，它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渐渐蜕变的。张居正洞察到其中的弊端，深深地知道要重振君主的威严，必须先从提高宰相的权力入手。确实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每常由于世袭而更加有人才难得的叹息，辅佐的大臣就由选拔而容易获得辅佐帝王的人才；宰相的权力提高，即使君主平庸低劣，还可以依赖辅臣辅佐襄助的力量，收到垂拱而治的功效。这在当时神宗年幼却君临天下的特殊局面，尤其有其必要。

    只有当君主年幼初立，人心疑惧不安的时候，倡导提高宰相的权力，在张居正本来就忠贞自持立志不移，不怕劳苦和招怨，而上由君主，下到群臣，如果不能做到真诚信任，行动一定会遭到牵制和阻挠。尤其从高拱离职，满朝的文武百官，对张居正不能谅解，已经招致很多人怨恨；如果不是善于在其间调停处理，那么不利于幼主的流言，将会让张居正内心不安，而无法得到幼主和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的信任。张居正在这个时候筹划成熟，一方面既力求博取君主的信任，一方面又设法谋求百官的拥护。其中的经过，实在是煞费苦心，才逐渐收回成效。这里只是略加陈述，由此可见君主专制的国家政体之下，政治家争相夺取政权的手腕，固然和民主国家所走的道路迥然不同了。

    神宗皇帝幼年即位，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确实有参与用人行政的权力。所以张居正想要求得神宗的信任，一定要先得到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的信任。张居正所采取的策略，即以效法祖宗法制的名义，使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相信他的举动都遵循原来的规章制度，不再怀疑他实际的兴办和改革。根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节）所记载如下：

    张居正执掌朝政以后，激愤感慨以天下为己任，朝廷内外都盼望着看到他的风采，他一心在尊重君权，考核官吏实情。曾经说：“明太祖得到神圣的威严，明世宗能领会其中的道理，因此高卧在皇宫之中，常年不上朝而天下不乱。现在的皇帝，是明世宗的孙子，为什么不能效法呢？”

    又张居正的《初上神宗谢召见疏》也说：

    为祖宗敬慎守持旧典，不敢以主观变乱更易；为国家爱惜培养人才，不敢以私心取舍：这是我效忠皇上的职责啊。仍然希望皇上考虑祖宗缔造基业的艰难，追念先皇对您的眷顾，继今更要讲求学问勤于政事，亲近贤良远离奸佞，让宫廷与官署形成一体，上下团结一心，以成就和乐长久的治安。

    由此可见，张居正大概想用旧瓶装新酒，假托效法祖宗的名义，暗地里以革新为己任。当守旧势力正强盛的时候，若不这样做固然不能缓和反动势力而促成改革的成功，更怎么会谈得上让宫廷和官署形成一体、上下团结一心呢？这是张居正煞费苦心，用心到了别人所达不到的地步，不值得为识见短浅的人提及。至于他连通宫廷和官署的策略，就在善于利用冯保作为自己的辅助。张居正利用冯保，就是反对他的人指摘他“依附冯保驱逐高拱”的借口，实际上张居正本来别有苦衷，正如陈銮所说的那样张居正驾驭冯保，好言好语、和颜悦色地对待，使他就范，然后宫廷形成一气，而只能任我所为；控制有方，冯保也不能有什么过错。正如曲逆侯陈平与辟阳侯审食其交好，梁国公狄仁杰屈从于一群宵小，计议谋虑最深，调解周旋最大，不屑于用小的节操来自我束缚”（《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那么，张居正对于冯保，固然在于利用他，而不是依附于他，固然在于引导他向善，而不是依从他作恶。这正是张居正善于使用政治手腕的地方，以此来看这和高拱一味地刚愎自用不能容人，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了。何况张居正执掌朝政，纯粹是以自我为主导，绝对不肯依赖别人。以张居正自视是如此高尚，自信是如此坚定，而说他甘于依附冯保以取辱，不也很颠倒吗！他们用这样的言论来攻击张居正，但又同时责备他“手握重权差点震慑了皇上”。能有震慑君主的威严，但却仍然在一个宦官的前面恭顺服从，我不知道他们那些肆意欺骗的人，又怎么能自圆其说！可见神宗和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对张居正尊重有加，把朝政都托付给他，即使神宗在张居正死后，因为误信谗言离间而忽然改变初衷，但在张居正执掌朝政期间，固然所受到的恩惠非同一般，被尊以师礼，历经十年如一日，可以看到宫廷与官署形成一体的谋划最终得以实现，而张居正因势利导的功劳确实足够多了。

    即使如此，张居正当前急迫地等待解决的困难，固然有十倍百倍于此的。大概就其当时的环境而言，不难在委曲求全，以取得神宗与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的信任，而难在运用整治措施宽大和威猛相互补充，从而博取满朝文武官僚的同情。张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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