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张居正之柄政（上）

情。张居正于前者虽然已经如愿以偿，但在后者就非常难使他们就范。实在是因为朝廷纲纪败坏，由来已久，玩忽职守已经养成，突然很难振作，正如张居正所说的“形势已经养成智者也不能用心”，大概是实情。于此想要提高相权，从而收取以德化人的功效，不仅仅只是示以宽大所能奏效，还要凭借威力来解救他们的困境。根据《行实》所说：

    张居正的治国之道虽然方直，内心实有悲悯之情。年少时读《春秋传》，感慨地说：“古代称治理国家的目的在顺应民心。有以违逆作为顺从的，就是子产。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吧！”他论及治理，要告诫官吏不可违法失职，治理百姓，不独断专行不姑息纵容，有挽救时世的心志。大概他独自洞见法网稍微严密就没有能相互抵触的，法纪可以公布却不能使用，特意当初引用纲纪，不能不牢固地掌握权柄而听信任用他。打算等待天下人遵循制度发挥功用，化风成俗，然后放宽法网，撤销繁杂苛细的法令，给百姓晓谕恭谨宽厚之道。

    由此看来，张居正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沿袭郑子产的遗规，偏重法家的治国之术，大概也是不得已罢了。如诸葛武侯，如王安石，他们之所以能够治理乱世扶持危局，使衰弱的时局得到振兴，足可以和管仲、商鞅相媲美而没有羞愧的，他们迫不得已的苦衷，固然在当初没有什么不同。张居正采用法家治国之术，第一步的具体表现，就是为了整顿纲纪严厉考核官吏这一事。至于他的用意就不仅仅使群臣知道年幼的君主不能被欺骗，尤其在于使他们知宰相的职权不可侵犯。所以在执掌朝政的开始，就首先请神宗颁发考核百官的诏令，诏令上大致说：

    朕刚刚继承帝位，想要裁汰众官职，谋取新的治理措施，南京六部等衙门四品以上的官员都要自我述职，是去是留都由皇上裁决。（《遵谕自陈不职疏引》）

    这一举动在当时实在是至关重要，大概既经考察，那么对失职的官员，固然可以更加严格地淘汰，使之作为肃清官吏违法失职的警戒；对反对分子，又可以姑且作为警惕，借此平息他们的反叛之心。真可谓一举而得了。以及官员是去是留已经确定，又请告诫群臣，召集百官在午门外接受告谕。所拟定的诏令，就如下面的叙述：

    据说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端正人心，劝阻的关键在于先告知导向。朕以年幼得以继承祖宗的基业，日夜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依赖文武贤臣同心尽力，匡正我不明事理，共臻太平。就最近几年来，士人风气浇薄，官方凋敝。寻找疏漏，作为专门夺取名利的媒介，鼓动迷惑亲朋好友，公开从事排挤的行径。诋毁老成谦让是无用，称赞谗佞机巧是有才。横生爱憎之情，恩怨情仇交错。于是使朝廷赏罚大权，白白地成了臣子们酬谢报答的资本，礼义廉耻这四种立国的纲维几乎不能彰显，怎么能使具备九德的人都能担任官职？我刚继承帝位，深深地明了弊端的根源，急迫地想要大力芟荑，用来澄清浊气。但是考虑刚刚开始坐朝理政，广布恩泽，铦锄芟草或许会伤及芷兰香草，密布法网恐怕惊吓住鸾鸟和凤凰。因此除去过于嚣张的，稍微表示责罚和警戒，其余的都尽赐怜爱和宽恕，令他们改过自新。《尚书》不是说了吗？“处事公正，没有偏向，圣王之道就会宽广无边；处事公正，没有偏向，国家的治理就会井然有序、安详娴熟；处事不会反复无常，圣王之道就会正直通达而不偏斜”。我将要嘉奖群臣百姓，共同依归大中至正之道，你们诸位臣僚也应该彻底改正以前所犯的错误，同心协力共同完成帝王以仁道统治天下的大业。从今以后，你们要崇尚精诚、忠贞不贰，恭谨职守，不要怀有私心欺骗君上，不要拿着俸禄来结交权贵，不要曲从卑污以随顺时势，不要攻讦诋毁相互勾结以败坏政治！负责辅佐协助的就应当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不要亲近勾结于邪党奸伪，以阻塞公正之道！负责选拔、考核官吏的就要虚心纳物，不要任意好恶，以开启邪曲的门径！有官职的人，无论朝廷内外，都应该出谋划策救济艰难！有进谏的责任，公认的是非，大家都应该做到积极正直来接纳听取！大臣应当崇尚德高望重，有正直立朝的作风。小臣当砥砺品性，有廉洁省俭的操守。但愿朝政清明，时世康泰，以达到人才济济的美盛，回到正直通达的境域。你们也都能功名卓著、永垂青史，福禄绵延荫及子孙，难道不好吗？倘若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以朝廷为一定可以违背，以法纪为一定可以干涉，那么我祖宗法典很严，我不敢赦免你们！你们诸位臣僚，应该全部了知我的心意！要恭敬啊，领命遵行！启谕。（《请戒谕群臣疏引》）

    这项诏令已经颁发，当时群臣百官无不畏惧警惕，朝纲为之一振。明朝自从明武宗失政，君主的威严败坏，将近七十年；神宗作为一个年幼的君主，竟然能够在朝纲已经败坏的时候重新振兴起来，那么张居正辅佐之功，不可埋没；至于宰相的权力因此而得到提高，固然还是很小的一部分。然而众人不明，仍然狂妄放肆任意诋毁，正如高拱所说，就可以见其一斑。他说道：

    人心浮动，科道官各自准备奏本想说，荆人（指张居正）就只称病不出来。科道以为内阁中没有人，姑且等待。而张居正出来，就对科道各官说：“今后内边事，不要议论”。大家都置身事外静观事态发展，而张居正以上奏揭帖，考察百官。既然命令已下，科道各官就都要听从处分，谁敢声称？于是只要有丝毫见解和自己不同的人就都除掉，而留下的人又晓示恩义来收买他。而且经历一番风雨之后，大家都以被留下作为幸运，而从前的事不再提起。而他却借用党羽，布满朝廷，与我所做的事完全相反。笑嘻嘻地掌管定三台印，里迎外合，挟天子以令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不再知自己是谁，为什么呢？（《高文襄公文集·病榻遗言卷三》）

    这篇文章可以说肆意诋毁达到了极点。由于高拱不满于张居正，他肆意诋毁，固然是无足轻重。但是他所秉持以攻击张居正的观点，却是是非公道所攸关的，这不能不辩解。在张居正在最危难的时候接受王命，在朝廷积弊很严重的时候求取功业，如果不除去异己，就不足以清除反叛而谋求革新，如果不选用志同道合的人，就不足以谋求合作而取得实效。至于挟制君主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以威权驾驭属下，那么尤其是为了顺应时势的需求，掌控成败的关键。凡是这些都是政治家实施政策的重要方针，在开明的政治体制之下当然会被法律所允许，在专制政体时期尤其是利害所攸关。张居正以当机立断的作风，确定了正本清源的谋略，这是出于不得不这样，而不应该引以为咎。更何况他以一介的儒臣，担当国家政务重任，对上既有报答君上特殊知遇之恩，对下更希望有人来安抚百姓，使百姓休养生息。而且他毕生的抱负，原在挽救时局匡扶君上，协助完成盛世宏业。一旦朝廷纲纪大权掌握在手，一直以来的期望得以偿还，想要完成当前的功业，自然要扫除从前的积弊。然而高拱以和自己的所为全部相反来责怪张居正，不将更加显示张居正除旧布新的功业吗？观看张居正《辞免恩命疏》，其一则写道：

    能力弱小而地位尊高，就容易有力不胜任而败事的危险；功劳微薄而获取丰厚，就有《诗经·伐檀》的讥刺。我虽然愚笨，自我估量还很清楚。不考虑知足，就一定会很快招致罪过而衰败覆灭。（《辞免恩命疏》）

    其二则写道：

    朝廷慎重爵位与名号，必定从贵戚皇亲开始，用来显示大公无私；臣下虽然竭尽辛劳，不敢说自己有功劳，用来彰显重要的本分。……我接受先帝嘱托的重任，日夜战战兢兢，只怕不能称职敷衍塞责。凡是大礼大政，都遵从祖宗法典，只遵奉皇上英明的决断，我不过鞠躬仰赖于下罢了，又有什么功劳呢？（《再辞恩命疏》）

    其三则写道：

    承蒙皇上：信任专篇，以老师的礼节尊宠我，每天承奉进见的殊荣，每件事都要询问，有建议一定听取，我作为臣子的心志已经满足，心愿已经如意。……又怎么敢过于冒犯非分的恩赐，以招致必然的灾祸呢？（《三辞恩命疏》）

    这是张居正内心放下了财利荣禄，固然已经显明突出。再看《明史》称赞他的政绩，说：

    张居正执政，以遵奉君主的权力、考核官吏的职责、赏罚有信、统一号令为主。即使万里之外，早晨下达而晚上执行。……太仓的粮食可供十年。……太仆的金子也积存四百余万。又为考核官吏采取措施而整顿吏治。……从此一切都不敢文过饰非，政体清明严肃。能以智谋权巧控制下属，很多人都喜欢他尽职尽责，因此世称张居有知人之明。（《明史·张居正传》）

    这是他执政的显著效果，更是有口皆碑。因为他内心放下了财利荣禄有如那样，而他执政的显著效果也有如这样，可以得知他争相夺取政权的动机，在成就功业而不在荣禄爵位，在实际功效而不在虚有的声名。呜呼！像张居正这样的人，真的是社稷之臣，超然不失为大政治家的风度的人了！那些议论纷纷的口舌，又怎么能损害他丝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