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江陵之柄政（中）

每次严厉责备，并且说：“让张先生听说了该怎么办呢？”于是神宗非常害怕张居正。等到神宗渐渐长大，心里开始厌烦，这又是一个问题。这凡是在贤明的君主，自然可以明鉴他的忠诚而委婉地加以宽恕，甚至赞赏他的匡弼而加倍给予尊贵与荣耀。但是因为神宗皇帝的昏庸，即使有慈圣皇太后督促告诫，不能不虚心地听取，实际上回顾却难以忍受，早就生出厌恶之心，这也是张居正为什么最终没能免于死后祸患的原因。

    以上所述的，特别专为张居正直接纠正和教导神宗来说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即张公考虑国家隐患的预防策略，间接将君主及其皇室安置于泰山般的安定稳固之中，那就是控制宦官和节制亲王贵臣而已。

    呜呼！以张居正忠贞侍奉皇上，而神宗却三心二意，只以刻薄无情来回报他。是张居正有负于神宗吗？还是神宗有负于张居正呢？如果神宗死而有知，我知道他也很难自行解说！

    以上所述的，专门就张居正用来匡正辅导神宗的内容来说的。此外还有两件事，是张居正用来防患于未然的谋略，间接来说就是把君主和皇室安置在如泰山磐石这样稳固的地方，控制宦官和节制皇亲贵戚罢了。

    历代宦官的祸乱，汉朝和唐朝最为厉害。明太祖虽然出身平民，考虑到宦官的害处，了解最深，防范最严。看他所说的“在宦官之中求取善良的，一百个之中难得一二。用他们作为耳目，就会遮蔽耳目；用他们作左右亲信，就要驾驭有道，只要让他们畏惧法纪，不能让他们有功劳。有功劳就会骄横恣肆；畏惧法纪就会检点约束”（见《明鉴》卷一）。可以说是明了控制驾驭宦官的方法了。然而，从明成祖以后，宦官又渐渐得势。如永乐（成祖年号）年间，郑和以一个内侍的身份，竟然有远征南洋的成就，他的权势有多么大可想而知。但还没有到有害社稷。到明英宗的时候，由于宦官王振的鼓励而亲征也先，以致有“土木之变”，那么英宗已经亲自蒙受他的祸害了。到明宪宗任用宦官汪直掌管西厂，后来又命令他处理边防事务、军队和百姓就已经交相遭受他的困扰了。等到明武宗宠幸任用刘瑾，宦官刘瑾独揽朝政大权，残害忠良，甚至想要把整个天下都让给他而“任他来取”，那么，国家差点都被他动摇了。追究宦官为祸作乱的根源，大概是因为那些人每天住在宫里，侍奉在皇帝的左右，如果遇到昏庸的君主，没有不受其蛊惑蒙蔽，以致倒行逆施的。明朝的国政不能振作，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症结。但是当张居正执政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大都俯首听命，甘于就范，没有人敢独断专行的。（参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这也是张居正擅长控制他们才得以如此。张居正执掌朝政，政治权力集中在内阁，内阁权力又集中在张居正一人身上，凡是军国大事，内侍都不得参与，这样就足可以杜绝他们这些人专权的迹象。立即派去京城外采买织造的内臣，也因为张居正严厉制裁而不敢仗势作恶。至于张居正所能掌控驾驭的人，就在善于利用冯保。观看以下两件事就可以得知：

    神宗刚刚登基，冯保日夜侍奉神宗起居，照顾护理很是上心，有一点小的摩擦就立即上报给了慈圣皇太后。……乾清宫年轻的内监孙海、客用等引导神宗嬉笑娱乐，都很被宠爱，慈圣皇太后派遣冯保抓捕孙海、客用，杖击后就把他们驱逐出去。张居正又列出他党羽的罪恶，请求驱逐，而命令司礼监孙德秀等以及各个内侍自己陈述，皇上裁定去留。（《明史·张居正传》）

    南京有位小宦官喝醉侮辱给事中，言官请求追究查办。张居正将很偏激的赵参鲁贬到外地以此取悦冯保，而慢慢说服冯保压制他的党羽，不要参与六部事务，奉命出使的人时常命令锦衣卫暗地里探听。他的党羽因此怨恨张居正而心里不再依附冯保。（同上）

    张居正就是这样善于令他们相互制约，因此即使以冯保的才能足可以帮助他们作恶，而最终都不敢稍有放纵，其他的宦官更不用说了。等到张居正死后不久，而征税采矿的内臣，竟然老样子再次萌生，肆无忌惮，激成民变而动摇国家根基的，史上的记载不断。到明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的祸乱又起。于是内忧未停，外患乘势而起，明朝最终得以亡国。然而，张居正在祸患尚未萌生的时候就根治消除的功劳，没想到将由这个反证而更加明显了吗！

    在过去专制时代，外戚宗室的祸乱，屡见不鲜。大概因为皇后的尊贵，宗室的亲近，如果没有防微杜渐的良方，每次都会引起傲慢专横不守臣节的祸乱。其事理显明，不用再重复叙述了。张居正在外戚上力主制止。就以慈圣皇太后李氏对张居正礼遇隆重，信任深厚，考虑到太后生父李伟请求赐封的时候，张居正也坚持封他为伯爵，不允许违反规定世代承袭，至于上书力谏，大略说道：

    现在皇上孝敬慈圣太后，怎么能有比明世宗的庙更好呢？而慈圣皇太后李氏厚待外戚之家，怎么能还有比慈孝献皇后更好呢？现在以世宗皇帝不能超过，慈孝献皇后也不能逾越，而慈圣皇太后李氏和皇上一定要破例处理，这是我们臣子之所以害怕而不敢擅自仿效的。孝道在于不违背礼制，而必须依照礼节侍奉他们；恩泽虽然无穷，但一定要用道义来裁定。权贵外戚之家，不怕不富有，怕不知礼节；富有而遵循礼节，富贵才能长久。逾越本分的恩典，这不是厚待之理；超过界限的请求，这不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方法。（《请裁抑外戚疏》）

    这本奏疏在严格公正之中，讲明利害所在，因此最终获得批准。到神宗大婚之后，又命令内阁为皇后的父亲王伟等拟定旨意封为伯爵。张居正又上疏，引用太祖的规定非军功不能封爵，明世宗命令告知外戚不允许封爵，尽力劝阻皇上不要违背祖宗定制。神宗勉强采纳了他的意见，只封王伟伯爵而不允许世袭，至于王伟的弟弟王俊、其子王栋等，却最终都没有得到赐封。凡是这些不仅仅是慎重爵位的赏赐来看重名号，尤其在防止后患而安定王室，他的用意确实非常深刻而且细致。至于分封宗藩，就在教导之外，尤其重视安抚。明代宗藩的权势，起初本来失之太重，最终导致开启燕王（成祖）“靖难之役”，朱高煦在乐安聚兵的叛乱。到了明世宗一朝，鉴于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于是在宗藩上严加限制，所定“宗藩条例”，尤其务必要严厉苛刻。这固然在力求惩戒前面的过失，然而权衡亲爱亲人的感情，就又未免矫枉过正。张居正为了力求两相兼顾起见，一方面教导宗藩，劝勉他们要沉着稳重不要扰民，慎守臣节自求保全，正如集子中《寿襄王殿下序》中所说：

    凡物用有利于自己的，就希望常常对自己有利；没有利于自己的，就一天不能相守。……贤能的人令人喜爱而推崇，令人顺利而保全。……你积累的很厚重了，我不能多加给你；你就核算你所拥有的，谨慎使用罢了。……精神不能过度消耗、爱惜它就会凝聚；福禄不能突然享用，珍惜它就会长久；强盛不能大大地依靠，爱惜它就会坚固。所以圣人的言论说：“治理百姓和存心养性，没有比少私寡欲、保养精气更为重要的了”。

    由此就见，他教导皇帝的苦心。另一方面则尽力引导神宗以亲厚和睦的道理，正如《请裁定宗藩事例疏》所说：

    命令是用来宣布诚信，改变数次就会招致怀疑；纲纪是用来防止奸恶，经常改变就会被忽视轻慢。……只要想编成史册，昭示将来，就必须考察国家体制，审查人事情理，在上不亏于彰显亲睦宗族的仁爱之情，在下不失斟酌盈虚裒多益寡的方法，使情理法理公允协和，损益得当，就足以作为常道久远的规划，垂教万世不变的典章。

    就可以知道他安抚的宗旨。接着又就不恰当的十一条案例，请求下令让礼官集合商议，记作法令。各个诸侯宗室于是感激皇上，但厚薄亲疏就有了礼节。唉！像张居正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骨肉亲情吗？

    我的书由于篇幅限制，所记述张居正辅佐君主的谋略暂且写到这里。然而由上述来看，张居正致君尧、舜的苦心确实已经清楚可见。只是可惜神宗虽有皋陶、夔这样的臣子，而不足以大有作为！明朝最终不振，虽说是天意，难道不是由于人的谋划不够完善吗？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