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江陵之柄政（下）

    张居正从执掌朝政以来，依据赏罚严明的方针，实行综合考核名实的行政措施，用意在于发扬国家的力量，整顿官吏，完善法纪，可想而知。无奈官吏苟且偷安、荒废职务的陋习，长期熏染已成风气，突然改革，就容易引起反响。因此不久就会风波突起。百官因为不便于治理方法的严明，最终蜂拥而起，进行公开的攻击。弹劾的奏章一次次上呈，妄加评论，他们的用心大概是想要在年幼的君主和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面前诬陷张居正，一定要除掉张居正然后才感到痛快。以张居正刚强的个性，坚决的政见，固然曾经采取恰当的处理措施，杜绝反对的企图。但看他以一人之身，而成为众人怨怒集聚的居所，他的处境更加艰难，而他的用心也就更加辛苦了。

    这次风潮的起因，根据《明史》的记载，说是系由“张居正以御史的身份在外任职，往往凌辱巡抚，要狠狠地折磨，一件事小有不合心意，立马就会责辱，又命令他们长加考察”。（《明史·张居正传》）考察实际情况，张居正这样做，大概是为了杜绝监官和谏官依仗权势阻挠牵制的风气，防止边境官员收受贿赂讨好别人的弊端，通盘筹划，为了防微杜渐。然而给事中余懋学竟然轻率地上呈奏疏，请执行宽松的政策。张居正认为他不明白施政宗旨，只免除他的官职以表示警告罢了。万历三年（1575年），御史傅应祯又上呈奏疏请求广开言路，替余懋学不公平的处置表示抗议，随即就因罪降职，被罚戍边。于是科道诸位官员，像严用和、刘天衢、徐贞明、李祯、乔严等，又纷纷上呈奏疏，替傅应祯不公平的处置表示抗议，也都被贬谪。张居正这个时候被一群小人所恼怒，用尽心思来采取措施，本来就已经非常痛苦。没有想到他的学生刘台在辽东做巡按的时候违反规定错报战功，招致牵连受到斥责，官员们居然在万历四年（1576年）上呈奏疏，对张居正肆意攻击，借此报复，他们偏激的措辞，尤其令张居正难以忍受。这个奏疏的提出纯系意气用事，自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也可以大致看到当时士大夫反对张居正集中相权的心理，暂且记录下来以供参考：

    我听说提出劝谏的人都希望陛下您像尧、舜一样，而没听说责求辅臣像皋陶、夔一样。为什么呢？陛下您有接受规劝的贤明，而辅臣却没有虚心受教的大度。明太祖鉴于前代的过失，不设丞相， 我听说提建议的人都希望陛下像尧、舜一样，而没有听说责备辅臣张居正要如皋陶、夔一样。为什么呢？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没有接纳意见的雅量。明太祖鉴于前代的失误，不设丞相，丞相之事归于部院，权力不相统摄，而职事容易称职。明成祖始置内阁，作为一个参与机密事务的机构。那时官阶不高，没有垄断专权的迹象。两百年来，即使有专权作威作福的人，还是惴惴不安地避开宰相之名不敢称相，因为祖宗的法度就在那里。大学士张居正却安然以宰相自居，自从高拱被赶走，专权已有三、四年了。御史官因有事论及此点，他必说：我守祖宗的法度。我请求以祖宗之法来纠正他。

    祖宗提升或辞退大臣都有礼节。先皇帝临终时，张居正托词有病赶走高拱，既而又下文使王大臣下狱。等到正直的言论纷纷，则又给高拱去信，请不要怕死。既胁迫赶走大臣以彰显威严，又送去书信以沽买德誉，只是徒然让朝廷对旧臣无礼，祖宗的规矩是这样的吗？

    祖宗朝，如果不是开国元勋，生前不封公，死后不封王。成国公朱希忠，生前并未有奇功，张居正违反祖宗的遗训，赠给他王的爵位。给事中陈吾德因一言不合他意就遭贬谪，郎中陈有年与他争论过一次也被贬退，我担心公侯之家，将重加贿赂，援引此例（指朱希忠封王例）上陈乞求，将没完没了。祖宗的法度是这样的吗？

    祖宗朝，用内阁官吏、吏部尚书，必须由“廷推”选出来。现在张居正私自推荐任用张四维、张瀚。张四维在翰林，被弹劾数次。他起初离职，是不胜任教习庶吉士之职。张四维的为人，张居正很了解。知道而任用他，也是因为张四维善于机智权谋，多有依仗，自我考虑父亲老了，顷刻之间或有不测，二、三年间谋求官复原职，任用四维，难道是他身后的托付吗？张瀚生平没有什么善行，任陕西巡抚期间，贪赃枉法，等到多次选拔官吏，唯唯诺诺如官府中掌文书的低级僚属，有官职缺额必定请命张居正，张居正所指定的人，不是湖北的亲戚知己，就是亲戚推荐的；不是曾在湖北做过官与他有私交，就是与他有私交的同伙之人。张瀚唯一做的事就是任四方小官，收取贿赂，而其他就徒有虚名。听说张居正给南京都御史赵锦写信，叫言官不要议论内阁官吏，那么张居正挟制朝廷御史，又可以知道了。祖宗的法度是这样的吗？

    祖宗朝，诏令有不便的地方，部属大臣还可以质问内阁将其搁置不审查。现在得到一次严厉的圣旨，张居正就说：“我尽力调剂才有这样的结果。”得到一次温和的圣旨，张居正又说：“我尽力请求才会这样。”由此，害怕张居正的人胜过害怕陛下的，敬重张居正的胜于敬重陛下的，恩威之权任凭己意，目无朝廷。祖宗的法度是这样的吗？

    祖宗朝，一切政事，由台省上奏陈述，部院审核，抚按执行，没有听说内阁可以举荐弹劾的。张居正下令：《抚按考成章奏》，每份准备二册，一份送内阁，一册送六科。巡按有延迟，就让部臣纠正。六部有隐瞒，就让六科给事中予以纠正。六科隐蔽，就让内阁予以纠正。部院分别治理国事，给事中驳议奏章，上疏举荐弹劾是他的职责。阁臣头衔列于翰林，止用作顾问，从容议论设想罢了。张居正创办这个做法，是想挟制科臣，让他们拱手听令。祖宗的法度是这样的吗？

    至于巡按官员回道考察，假如不是有大败类，一般不举行，是因为不想重加挫折。近来，御史俞一贯因为不听调度，被调到南京。于是巡按官丧气，不敢充分展示自己的议事能力，所害怕的唯有给事中。张居正对于六科给事中既给他们迅速升任的好处，又以推迟考评恐吓他们，哪一个肯舍弃便利，甘心被他倾轧，都死于谏言之事呢？往年，赵参鲁因劝谏被贬，还说是在外任职，余懋学因为提意见被罢官，还说是禁止参加政治活动；现在傅应祯竟被充军，又因为傅应祯的缘故，累及到徐贞明、乔岩、李祯。摧残言官，仇视正义之士，祖宗的法度是这样的吗？

    至于为了邀宠，进献白莲白燕，招致圣旨责备，就传笑四方了。为了谋划田地利益，诬赖辽王，治以重罪，夺占辽王的府地，现在又得罪武冈王了。为子弟谋求乡试中第，允许御史舒鳌为京堂，布政使施尧臣为巡抚。在江陵修宅，费钱十万，其形制与宫中禁地一样，派遣锦衣官校监督修建，乡郡的钱财都耗尽了。讨厌黄州的儒生议论他的子弟以非分所得售卖之事，就借县令之手以其他理由将他们一一治罪。编修李维桢偶尔谈到他的富庶，没有多久就被贬出京城。张居正的贪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远地方。不然，辅政不久，就在全楚富有第一，有什么办法能达到呢？宫室舆马与姬妾，等同于藩王，又是怎么得到的呢？

    朝廷的大臣，没有不愤慨的，而没有敢跟陛下讲明的，是张居正专权擅威的结果。我被举荐进士，张居正为总裁。我任部曹，张居正推荐我为御史。我受张居正的恩情是浓厚的。现在之所以敢于攻击他，是君臣的义重，个人私交就顾不得了。愿陛下考察臣的愚忠，抑制内阁权力，不要让这些败事之人误了国家大事，倘若能这样，我就可以死而不朽了。

    奏疏中对张居正肆意攻击，丝毫没有证据。就如所言废辽王而夺取他的府地一件事，台谏官员就诬陷在先，而史官却欺骗在后，而招致诽谤相承，沉冤不能昭显。实际上，辽王被废国，争端起因在荆州分巡施某，案件成在刑部侍郎洪朝选，张居正起初没有参与。即辽藩国旧的府邸，也把它给了广元王，更没有张居正把它霸占为自己宅邸的情况（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陈治纪书》《张文忠公文集后》及张同奎《上六部禀帖》）。举这一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奏疏中攻击张居正品德的地方，纯系心怀嫌隙故意诬陷，不值得深入探讨。至于有关在国家政务方面，他所指摘的，不外于违犯祖宗的法令擅自作威作福这一点。这是针对张居正集中内阁权力锐意革新而发出的，一方面固然可以混乱天下人的耳目，一方面尤其足能破坏张居正的政策，当然不是忠君爱国如张居正的人所能忍受。何况以刘台原出自张居正的门下，而竟然忘恩负义反咬一口，一下子就到如此地步，尤其令张居正所切齿痛心。于是为表明心迹作打算，张居正就不能不上书请求辞退了。张居正原来的奏疏如下：

    昨天因御史刘台评论，详细上奏请求退休。我奉了圣旨：“你赤忠丹心为国，不只是被朕所了解，实在是天地祖宗所共同明鉴。那些谗邪小人，已经下旨被重重处置。你应该顾虑朕，快快出来辅佐治理，不要介意流言蜚语。吏部知道，钦此。”我捧读着恩旨，涕泪交流。想想我接受先帝重托，已经发誓以死报答了。现在皇上的学问还没有大的成就，凡是各种嘉礼还没有完成，朝廷政事还不能都安定下来，天下的百姓还不能都称颂帝王的教化。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的不尽其万分之一的啊，我怎么敢说辞退呢？古代的圣贤豪杰，有才能德行而不走运的人太多了。今天有幸遇见神圣才智超群的君主，正是千载难逢的，我又怎么能说辞退呢？皇上宠幸臣子用不居官职而受尊重的礼节，恩待我以手足心腹相托付，和合亲爱相互倚靠，依恋不舍和气友善，不管是职分还是道义都应当尽到，就皇上对我恩遇款待的既精深又广博，也有不能内心领会的，我又怎么能忍心说辞退呢？然而我一定要以辞退作为请求的，实在是不得已啊。大概我所处的是危险之地；所治理的是皇上的国事；所替代的是皇上的言论。现在说正以我为擅自作威作福，而我之所以代帝王执政者，不立威严就施恩惠。以此类推，是让我改变政策，勉强随顺以取悦下属吗？那样就无法逃避辜负国家的罪行；要让我坚守朝廷法制，更加尽力以公正忠诚心事奉皇上吗？就无法逃脱独揽权柄的毁谤。何况现在谗佞奸邪之人，确实有很多人，背公营私，习气弊病已经很久了。我一天不辞去，这些人就会一天不便利；一年不辞去，这些人就会一年不便利。如果把我所做的，就其相似而提出的，那么什么事都可以滥施刑罚，事事都可以滥赐奖赏。侧目而视谗言中伤天天聒噪于耳，即使皇上圣明，万万不被他所动摇，但让我经常背负怀疑诽谤在自身，难道是我作为臣子的职责所应该有的吗？这就是我之所以辗转反侧，但不能不警惕初衷。希望皇上怜悯我的心愿，同情我的愚钝，特别赐予免官归于故里，以缓解众人的提议。广泛在朝廷民间征求贤才，一定会有德才兼备的人，既有利于国家，但又不会被众人厌恶，被皇帝任用罢了。我经常亵渎帝王的威严，我很是畏惧失职之至！（《被说乞休疏》）

    奏疏呈上，神宗特别给司礼太监孙隆拿着酒和饭食带上温和的圣旨安慰挽留，张居正不得已才又出来理政。神宗于是逮捕刘台到京城，下诏狱，命令杖击一百后被罚远戍边关。张居正又上呈奏疏救他，开始从宽处理免受朝廷杖刑，仅派戍守罢了。（按：《明史》张居正及刘台列传所记载关于台谏官员弹劾张居正之事，大多深加诬蔑张居正，甚至认为刘台死于戍守之地，也是张居正有意为之的。所流行的说法大多是虚构的，不可信。现在采取周圣楷所撰《张居正传》当中的说法，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

    刘台既已被罢免，各位臣子知道张居正圣眷方隆，于是没有人敢触犯他的锋芒，反对的风潮就暂时停下来。但是反对派仇视的心理固然还蕴藏在内心，无时无刻不在紧盯着张居正的空子，想要得到机会才感到痛快。到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忽然病逝于江陵祖居，于是夺情起复的争议兴起。伺察端倪寻求报复的人反而有借口而大肆地揭发张居正的过失予以攻击；拘泥于经典义理的人更从而推波助澜，张居正却遇到了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幕，几乎悲痛一辈子。

    当张居正刚刚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就上奏请求回籍守制，奏疏中说：

    我现在才五十三岁。古代人五十岁才任官参政，而本朝守孝制度只有二十七个月；估计我守孝期满之日，也就五十六岁了。此时自我估量精神体力还很强健，皇帝如果不认为我没出息，在外能拿起武器，在战场上用力，在内就讨论朝政，出谋献策；不管是在朝在野还是清闲或繁忙的官职，只凭皇帝任使，即使赴汤蹈火，死也不会逃避。这是我用二十七月回报父恩，以终身侍奉皇上啊。这正是以前人们所说的“报效国家的时间长，回报祖母刘氏的时间短”的原因。这样，君臣父子的伦常即使不能全都尽到，但也不至于互相妨碍。其实，古代人有守丧期间从政的，有战事是可以的。现在幸赖皇上的威势和德政，周边没有战事，边塞安宁无扰，因此我想在此期间稍微尽一点孝行，这就是我之所以悲痛呼天，伤心地哭叫而不能自禁的原因。（《乞恩守制疏》）

    这份奏疏情词恳切，没有什么可以再添加的，张居正一心扑在奔丧上，由此可知。没有像两宫太后以及神宗倚靠信任那样，坚决不同意辞去。户部侍郎李幼孜、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接着上书请求挽留张居正。张居正不得已，于是勉强请求在官守孝，所有应当支取的俸禄薪酬都免除，入朝侍奉讲读以及在内阁办事，都穿着青衣角带，出入自己的府邸，仍然穿着丧服守丧；并且急切请求等待父亲墓地竣工，准许他回乡安葬父亲，顺便迎接母亲来京城，皇上随即下温和的旨意批准，只有回乡安葬一事，仍然命令他等候圣旨。不料这个提议刚刚定下来，反对的风潮就随之而起。诸位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等，纷纷上呈奏疏，坚持请求认为夺情起复不可以。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又相继争议此事。吴中行在奏疏中大致说：

    张居正父子分处两地，双方已有十五年未见面。其父已死于数千里之外，陛下不让他星夜奔丧，抚棺恸哭，却一定要他违心地压抑感情，忍痛含悲于朝廷之上，并让他主持政务，执掌权柄，发扬功业，为国事操劳，这难道合乎情理吗？……这件事关系到万古的纲常，天下的人都会看到、听到，唯有今天没有过失的举动，然后后世才没有令人遗憾的议论。亟待解决的问题莫过于此。（见《明史·吴中行传》）

    吴中行所提的言论已经非常偏激了。邹元标就更进一步而大肆谩骂，以至于说：

    我看到张居正上呈的奏疏说：“世上先有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才能做非同寻常的事。”如果把奔丧看作平常的事而不屑于去做。不知道人只有恪守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伦理才能成其为人。现在这个人，父母活着时不去照顾，父母死了不去奔丧，还自我吹嘘为非同寻常的人，世道人心不认为他丧失天良，就认为他是猪狗禽兽，这能叫作非同寻常的人吗？”（见《明史·邹元标传》）

    神宗阅览奏疏大怒，吴中行、赵用贤、穆思孝、邹元标等五人都被廷杖，并被贬谪斥责不等。张居正又上呈奏疏极力请求曲作宽恕说我不知道，不要和他计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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