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江陵之柄政（下）

计较。当时议论的人还是唠叨不停。神宗于是下诏训谕群臣，再提到这件事的人杀无赦，又采纳谏官建议，考察群臣，自己陈述不称职之处，等候处理。于是这一大风波才告停止；但是张居正内心的痛苦，这是不用问就知道了。

    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神宗婚礼完成，张居正一而再上呈奏疏请求回乡安葬。神宗当初还不允许，后来因为他实情紧迫，于是勉强依从他的请求，只是仍限制在三个月内安葬完毕就上路返回京城。临行，皇上用模子浇铸“帝赍忠良”的银印赐给张居正，命令范津如扬士奇、张孚范先例，可以秘密奏疏进言议事；并告诫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不得自行决定，快传驿马到江陵，听候张居正处理。张居正请求广纳内阁官员，下诏就让张居正推荐，张居正于是推举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左侍郎申时行加入内阁。张居正回家安葬完毕，以母亲年老，不能冒着炎热上路的缘故，请求等到天气清凉上路，最终以朝廷圣旨催促，就在六月回朝复归原职，计算往返正经历三个月。不料在张居正在返回京城的时候，忽然又有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借赵应元借口有病请求退休一事，上呈奏疏弹劾张居正，大致说：

    御史赵应元因为不参加葬礼得罪辅佐大臣（指张居正），就被都御史陈炌弹劾，因为犯假托疾病欺骗皇上的罪名被削去官籍，我私下对此事很痛恨。……现在大臣没有人不迎合宰相，引他去干坏事，陈炌只不过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人罢了。按我观察，天下没有事情不讲私情，没有人不谋私，唯独陛下一个人公正罢了。陛下又不亲自处理国政，而把政事委托给众人所阿奉的大臣，大臣更加得以到满足他的私心而无所顾忌，我更加难以行私而没法诉说，这是欺骗天下人而使他们逃跑到行私请托了。陛下为什么不每天处理各种政务而勤奋学习，内外的奏章都亲自审阅，先斟酌决断是否可行，然后交付给辅臣，使他们再商量。审阅时间一长，智慧谋略就更加宏大，几乎没有隐藏的机会，自然没办法逃脱皇上的明察。陛下应该独揽威权，擅行赏罚；把朝政寄托给别人，不说是大权旁落，就是倒持太阿，反受其害，权柄一旦移交，积重难返。这也是我所日夜深思，不只是为赵应元一事罢了。（见《明臣奏议》）

    这份奏疏斥责张居正营私无忌，作威作福，与刘台前后如出一辙。神宗看了奏疏不高兴，立刻下诏令将严厉斥责王用汲，并革职为民。张居正以“他所说的话关乎朝廷政治体制，天下的治乱”，于是上呈奏疏极力争辩，大致说：

    吊丧送殡，是人之常情，不只是我对赵应元没有遗憾，即赵应元他本人未曾持有高风亮节不为私交的气节，但是偶尔不参与罢了。他又有什么畏惧躲避，而就因病请求退休呢？如果他声称有病是否弄虚欺诈以及御史一职的处理是否及时得当，在陈炌为堂官，察访一定确实，我不知道啊。前者多次奉圣旨，御史托病贪图安逸以及差事任满回道，都令都察院切实弹劾考察。然而掌管都察院的使臣竟然没有听说有依法执行的。现在只有陈炌有这个举措，而被人诬陷为威胁控制。那以后在这个职位上的人一定以陈炌引以为戒，宁愿违背圣旨，不敢结怨朝廷大臣，一定会和他相互共同欺骗蒙蔽，以至于朝廷纲纪衰败而不可收拾，难道这是朝廷所任命御史台振奋风纪的意思吗？……到…说皇上应当独揽乾纲，不应该把政事委托给众人所依附的首辅，这就是他隐微的含义所在，是陷害我的圈套啊。圣明的君主以寻求贤才而奔劳，以得任贤才而安逸，所以相信任用贤能的人，正所谓独揽大权。难道一定要像秦始皇那样勤于国政，刚愎自用，隋文帝的猜疑妒忌察访严明，谗言陷害忠良，然后他才有权吗？……国家的安危取决于信任。现在就只应当论辅臣的贤与不贤罢了。认为我不贤能吗？就应当立即被罢免，另外求取贤人而任用他。如果认为我贤能，皇上以一个人独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助不能单独运作，不交给我，而委托给谁呢？先帝临终，拉着我的手，把皇上托付给我。现今之事，我不担起天下的重任而任用谁呢？漂泊卑贱之臣，一旦处在百官之上，占据宰辅重臣的职位，如果得不到圣明君主的亲近信任委以重用，又怎么能肩负重任而能有所作为呢？更何况让各衙门的奏章，没有一个不经皇上阅览后再发票；那么我“用小票墨书”以进呈皇上，也应该没有一个不请皇上裁决而后发行。间或有突然发出的君主的裁决，出于我们智慧所不能及的地方。现在说皇上漫不经心，一切都交给我，他怎么敢大大地诬蔑皇上呢？……由于我天性愚笨，不能委曲顺从别人，所有的措施筹划，只有一概平等地实施。法纪所应当判决的，亲戚故交不能宽恕；才能可用，不能遗漏。又力求综合考核名实，搜剐隐瞒奸诈之人，推荐善良，抑制浮夸，因此大不便利于小人。而危险浮躁急进的人，游说失去心志的人，随后在此期间鼓风煽火，互相怂恿撺掇唆使，冒险谋取巨利，以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得宠，为获取富贵做打算。蓄谋已久，有机会就揭发。所以之前刘台作独断专行的论议，现在王用汲制造阿谀奉承的言论。独断专行阿谀奉承的人是令君主深为猜疑的。潜移默化，积毁销骨、众口铄金，小的就让我冒着大嫌疑而不安宁，大的就让我遭遇大祸而不能自我保全。圣明的君主身边已经没有亲信大臣，孤立在上面，然后这些人招引一丘之貉，借助权势执掌大权，随心所欲，发动变乱，不至于倾覆国家就不会罢休。这就是孔子之所以厌恶能言善辩之人，大舜之所以憎恨谗言诽谤之人。我日夜顾虑，忧心忡忡，所以敢不怕麻烦亵渎，一并控诉于皇上面前，于是就公开宣告给天下人，我是顾命大臣，道义上应当以死报国，即使赴汤蹈火，都不避讳，更何况在毁誉得失之间。皇帝不任用我就罢了，一定要用臣，我一定不能委屈自己以顺从别人，一定不能违背道义来求取名誉。朝廷纲纪一定要整齐严肃，朝廷法令一定要奉行。邪恶的人，一定不敢姑息来扰乱公正；浮躁的人，一定不敢引进以坏国家大事。如有捏造流言蜚语，想惑乱皇上耳目紊乱朝廷政治的人，一定要拿出祖宗法度，请求皇上来公开论定他的罪行。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忠诚于皇帝的职责本分（《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奏疏呈上，奉神宗诏谕：“朕刚刚即位，正在年幼，幸亏你接受先帝遗诏，极尽臣子的责任辅佐，直到现在。纲纪整齐严肃，朝廷内外又安宁起来，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神灵所共同明鉴。只有奸邪小人，不能顺遂他们曲从私利自求巧便的心计，假公济私伺机妄加诬陷的人，连续不断。阅览奏疏忠诚正义奋发激昂，我内心深深感动。今后如果再有谣言欺骗扰乱国事的，我一定要遵循祖宗法制，用严厉的惩罚来处置，不予宽恕。爱卿不要改变初衷，始终辅佐我，使之臻于郅治，虚心辅助倚重亲近备至！吏部知道！”看这篇告谕，无论是神宗的意思，抑或是秉承皇太后的旨意，似乎还能够明鉴张居正的忠诚而全心信任。然而张居正去世后不久，遗留的奏疏还在，神宗却马上相信邪恶宦官的谗言，加罪于张居正。出尔反尔，前后判若两人，可是又为什么呢？由此可知专制皇帝独断专行、滥施威权，喜怒无常，（这样的情况下），实在是臣子难做啊！

    张居正自从接连遭受攻击，即使内自省察没有惭愧，庆幸能够保全自己的职位，尽心竭力，从事于政治主张的实现。加上神宗表面上确实一直信任有加，尊敬礼遇备至，一切政治设施都可以依次施行，通畅无阻没有人从旁牵制。这是从专制时代政治家的立场来看，未尝不是千载难逢的相遇。但是群臣百官却侧目而视，怨恨毁谤集于一身；一个命令发出就阳奉阴违，一件事做起就当面奉承内心诽谤。即使张居正不逃避辛劳怨恨，身心已经交相感到疲惫困顿。于是在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一再上疏请求退休。他的第二次奏疏尤为迫切，大致说：

    现在我请求退休，也不是为了决定长久离去，只希望几年的时间，暂停驱策，稍作休息缓解体力。如果没有马上死去，国家或有大事，庆幸皇上召我，早上得到命令，晚上就上路，即使执持枪槊，效忠战死在疆场，也不会逃避，这是我爱惜身家性命，也是为了爱国啊（《再乞休致疏》）。

    这些话可以说是竭诚真挚的心念而极为委婉的表达了。但是奏疏上呈始终不被批准；慈圣皇太后李氏并告诉神宗说：“张先生接受先帝托付，怎么能忍心说离开？等到辅佐你到三十岁，再做处断，让后来的人，不算晚。”张居正不得已，于是就不敢再说退休了。因此劳累过度以致病倒，到万历九年（1581年）九月就因病卧床。神宗频频颁布敕谕探问病况，大出金帛为医药费用。张居正因为神宗屡次让宦官召见他，于是带病勉强起来。到第二年二月张居正疾病复发，经过四个月依旧没痊愈。神宗屡次降下手谕问安，赐内府膳食，并察看医药。百官也斋醮为他祈祷消灾赐福。神宗命令内阁大臣张四维等处理内阁中细碎的政务，大事就让张居正决断。等到张居正病重，又一次上呈奏疏乞求退休，让他活着回到故乡，神宗始终不答应。这一年夏天六月二十日，这一代伟人最终鞠躬尽瘁而死。发出报丧凶讯，神宗惊愕悲悼停止上朝。派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赐赠丰厚。慈圣、仁圣两宫太后以及宦官都赐给金币。赐令祭祀十六坛。追赠上柱国，谧号文忠，葬在江陵。

    张居正已经去世，于是张四维接任首辅。张四维是张居正所推荐的人，当他刚刚轮值，恭顺的像一个属吏，不敢以官僚自居。辽东开始刚刚奏报大胜，没有给予张四维赏赐，心里已经很不满足。等到辽东再奏报胜利，张居正正好回乡安葬父亲，神宗归功于张居正，派使者快马告谕令他划定爵禄和赏赐，张居正就分条列举上奏朝廷。当时次辅吕调阳已经和张四维等人商议决定功劳级别，而假冒滥用的很多。张居正认为赏罚分明，就足以劝善惩恶，就像这样荒谬，真是遗憾，于是就多而杂的全部追回。吕调阳内心不安，随着就请求退休离任，张四维就更怀恨在心，急忙想着报复；等到他接替张居正执政，又和张居正所引荐的王篆、曾省吾等关系恶化，于是再迁怒于张居正，想要能在张居正死后中伤他。恰巧奸宦张诚在神宗面前构陷张居正，张四维观察神宗眷顾张居正的心意已经改变，于是也随之而落井下石。于是张居正死后才一年多，而大祸就发生了。根据周圣楷所撰写的《张居正传》，张居正死后惨遭横祸，正如以下所写：

    正值张居正去世，皇上所宠幸的宦官张诚以冯保和张居正结交专横报告，神宗动了心。和张四维友好的就把这件事泄露给张四维，于是唆使他的学生极度辩论冯保以试探神宗，神宗就贬谪冯保到南京，抄没了他的家。言官窥探皇上的心意，更加极端地尽力攻击张居正，以及他的党羽。于是剥夺了他的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号，削除了他几个儿子的官职。御史羊可立，追论张居正的罪行，于是就说张居正私自构陷辽东庶人朱宪?入狱。朱宪?的妃子就诉讼，并且说：“庶人金宝数以万计，全都被籍没入张居正府了”。 神宗正值厌恶张居正之事，就立即查抄张居正之家，于是命令张诚和刑部右侍郎邱橓，与锦衣卫指挥给事去，同时调查构陷辽王朱宪?事的原委。辽王朱宪?，他的父亲王去世，没有设立，而张居正的祖父为护卫士兵。太妃听说张居正年少就敏悟聪颖，而且和辽王同龄，召见了他并感到奇异。赐给他酒食，而使辽王朱宪?坐在下面，并且说道：“你没有才能，应当为张先生所驱使。”辽王朱宪?因为这个感到惭愧而衔恨于他。正好张居正考取进士，辽王召见他的祖父虐待他到死。而辽王饮酒无度，残暴他的国民，远近的人都怨恨他，屡次弹劾上奏，于是被削没封地，被囚禁而死。所谓金宝，是仇恨的说法。邱橓等查抄了他的家，害怕不合乎要求，于是拘押他的儿子们，极尽鞭笞。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缢而死，家里人死的连续不断，荆州一带骚动而受到牵连。案件审定，尽数削减张居正的官秩，剥夺以往所赐玺书四代诰命，贬谪他的儿子张编修、张嗣修到边关戍守。

    又根据《明鉴》（卷十）记载称：“当时，潞王婚礼所需珠宝还没有准备好，太后认为也是。皇上说：‘办这事不难。一年以来朝廷大臣没有受到耻辱，把全部珠宝都献给张居正和冯保两家了。’从这里张先生的称呼，绝对是忌讳；而没收的举动也根源在这里”。又说：“没收他们的家产。他们的财产不到严嵩二十分之一。上面说……：‘张居正诬蔑宗亲藩篱，控制言官，蒙蔽皇上，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事不能尽忠，本应该开棺戮尸。顾念效劳朝廷有些年日，暂且免除尽数法办’。”《明史·张居正传》中记述了查抄张居正之家时的惨状，说“荆州守令事先登记人口，锁闭张居正的家门，子女们大都逃进空屋中躲避。等到门打开，饿死的有十多人。张诚等将张居正的几个儿子兄弟的家藏全部搜出，获得万两黄金，十多万两白银。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忍受不了刑罚，自己屈招寄存三十万两白银在曾省吾、王篆和傅作舟等人那里。”……（《明史·张居正传》）而张敬修所写的血书，写到“……当初议论纷纷的情形和官吏士卒们咆哮的情状，都是我生平没有经受过的；更何况身体被枷锁紧系头上带着幪巾呢？在我张敬修固然死不足惜，只是冤枉定罪我的先父收受贿赂有二百万银钱；却不知我先父自从历任官职以来，清廉耿介的声名在天下广泛流传，不只是变卖家产竭尽资财不能抵完，就是立马粉身碎骨也难以充当。……将要考虑议定审判的时候，罗织罪名加罪于人，都不可预测，人不是木头石子，怎么能堪忍如此的折磨呢？现在被囚禁在牢狱，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在是增添我的悲伤。因而敬告天地神明，决计以一死而万世不在羞愧！……我的先父在朝有福禄满溢的嫌怨，离职有忧患国事的顾虑，只考虑接受临终遗诏的重托，以身殉国，不能事先预兆到未来的祸害，以至于今。而他的功劳罪过和现在辽东藩国诬蔑上奏他的事，自然会有天下后世的公正论断，在我张敬修没必要辩解。只是定罪我家收受贿赂的银钱和三家之寄，都不是一时就能了结的案件，怎么敢于欺骗上天迷惑众人以此作为逃脱祸患求得生存的打算呢？不得已而寄托于书信，咬指以剖明真心。这个书帖送各位，当你们看到不要认为我张敬修是匹夫的小气节，而甘愿在困厄之境……”（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唉，这真的可以说是人世命运的悲惨变故到了极点，不是天理人情所能衡量测度的。

    但是我有不能不说的：以张居正的忠君爱国，卓著的功勋；以神宗对张居正信任有加，尊敬礼遇备至；而就在他死后不久，轻信小人的谗言离间，荒谬到想要借查抄张居正之家以敛取财货，只是因为一念的贪婪，最终背弃君臣的大义，凉薄如此，还有什么话说呢！特别是自从张居正死后，以神宗的贪婪不足为君，而又没有了像张居正这样忠诚耿直的臣子来匡正辅佐，接任张居正执政的人又明鉴于张居正以忠诚正直而遭受横祸，就和之前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只知道用阿谀奉承取悦君上；于是神宗自以为是，作威作福，一意孤行，肆无忌惮，而矿税的征收苛刻，尤其足以祸国害民。推究到了极点，国内农民起义就会屡次兴起，已经出现闯王李自成和大西王张献忠祸乱的先兆；外面是满族崛起，居然出现了覆灭邦国的兆头；于是张居正一辈子惨淡经营的复兴事业，即使能暂时收到转移形势挽回末运的功效，而最终无补于明朝皇室社稷迁移的局面。君子在此，没有不私下感叹神宗给祖宗邦国遗留下的祸患，咎由自取，但是很可惜张居正的宰相事业中断，相继无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