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陵之政术（一）——概说

    张居正遭逢明朝皇室由盛转衰之际，承袭嘉靖、隆庆内忧外患之余绪，当前的任务，就在于转移时代的态势，奠定立国的基础；而他唯一的政治主张。就是以儒家为立足根基，采用法家精粹的法治精神，毅然以革除旧弊推动创新作为宗旨，而以综合考核名实赏罚严明为主要归宿。至于他为什么持这种主张的理由，当以李岳瑞所说的最为详细。他说：

    赵宋以来，儒学愈加盛大而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愈加衰败；道德日益昌盛，国家越来越薄弱。一两个豪杰之士，不为时代的命运所转移，而特立独行，在历史朝政中大放光明；如北宋的王安石，如明朝的张居正，他们的学问和治国方案，大都以儒家为表，以名法为里。大概没有专门效法荀子、孟子、程朱一家之术，而可以达到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心愿的。（见原书第四编《李卫公传》）

    只有如此，所以张居正不惜用尽毕生的精力，以寻求其政治主张的实现。他在嘉靖时期所上陈的时政奏疏以及隆庆时期所上《陈六事疏》，本来已经粗略地说明大概的谋划；等到他执掌朝政以后，更是又身体力行，始终不放松。他任劳任怨、生死不渝就是为了如此；他甘愿冒着重大嫌怨备受攻击也是为了如此。他活着的时候不能被愚蠢的同辈人所谅解，死后又在昏庸而年幼的君主那里获罪，固然由于如此；而他卓然超出众人，自然和一般的忠臣良相有区别，巍然跻身于中国以至世界大政治家的队伍，而能当之无愧的，更是没有不系于此。现在试着撷取其集子中发表政治主张的文字，以此附录下来，以证明我的说法。

    张居正有《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书》，立言和上述两份奏疏互为表里，大意是说：

    明朝兴国两百多年了，人们喜欢因循守旧，做事趋于粗糙劣质。另外近年以来社会风气尤其奢靡，最终导致是非毁誉，纷纷没有定论，牛马并驾齐驱而一同疲劳，乐工技拙以充数乱吹而无法辨认，议论像蜂群飞那样纷纷而起，考察实际的政绩却没有功效，这就是所谓的国君如果怠于政事，就是臣子应当鼓励他帮助他的时候。何况我鄙陋微贱又耿直方正，拥戴一个十岁的孩子做君主，站在天下群臣百姓之上，国家的权威没有振作，就会有羞辱之心。如果不稍加激励，动用祖宗的旧的法典，以惊醒迷惑懵懂之人，针疗重病，那么或许各种国家政务就会日益毁坏，违法作乱的人暗中看破，然后再想振作起来，就不可能了。所以我自从接任首辅以来，一切都给予正大公正，存心谦虚能容众物，端正自己儆戒下属。法纪所应施加的，亲贵近臣不能宽恕；有才能就可以任用，即使地位低贱，远离皇帝也不会遗弃。务必使国家强大，遏制行私请托的门路，减少批评讨论，考核名分与实际，以尊崇君主护佑百姓，率领臣下为起创新之事。我也知道法度不适用于弯曲的木头，明亮的镜子被丑妇人憎恨；但观察分析时势，估计情况的变化，治国理政本来应该如此。……而平庸之众喜欢推卸徇私，为非作歹的人畏惧精确考察。……就知道平庸的众人，很难和他们谈论平常之外的事情。

    这封书信的关键一共有三点：就张居正施政的方针来看，就是所谓的“法纪所应施加的，亲贵近臣不能宽恕；有才能就可以任用，即使地位低贱，远离皇帝也不会遗弃。务必使国家强大，遏制行私请托的门路，减少批评讨论，考核名分与实际，以尊崇君主护佑百姓，率领臣下为起创新之事”的兴起；就张居正施政的动机来看，就是所谓的“人们喜欢因循守旧，做事趋于粗糙劣质。另外近年以来社会风气尤其奢靡……议论像蜂群那样纷纷而起，考察实际的政绩却没有功效，这就是所谓的国君如果怠于政事，就是臣子应当鼓励他帮助他的时候”；到就张居正施政的反应来看，就是所谓的“平庸之众喜欢推卸徇私，为非作歹的人畏惧精确考察”。综合而言，张居正施政，那只是努力实行法家综合考核名实、赏罚严明的原则罢了。

    张居正持有这些原则，原因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被形势所逼迫导致。张居正说：

    国家势力强大所作所为就没有不吉利的，国家势力削弱所作所为就没有不受到祸害的。……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致力于加强国家的根本，振作朝廷纲纪，积聚厚重而安抚，不要让它有祸乱，如果发生出乎意料之事，趁着它还细小微弱，就迅速扑灭，即使耗费很多也不可吝惜，不要让它生长蔓延，蔓延了就很难对付了（见《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又有人说：

    天下的形势最担心在形成，形成不能够立刻扭转。和平昌盛的国势形成，想要转变成混乱不安很困难；混乱不安的时代形成，想要转变成和平昌盛很困难。混乱不是一天积累的，君上失去治国大道，百姓在下懒散狂放，贪官污吏又用暴政驱赶逼迫他们；于是不法分子就会乘机而起，堤防一旦溃决，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没有办法了。官吏被揭发，就会以暴政毒害百姓；但遭受毒害的总不能揭发官吏，而揭发官吏的，都利用权势横行霸道乡里不畏惧国法。盗贼的兴起，是因为迫于饥寒，然而饥寒的人不能做强盗，而当盗贼的，都是一些游侠报仇不顾性命喜欢作乱打斗的人。他们正含着凶狠拿着刀来搏斗挑衅，而在上位的人又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驱逐他们；借他们怨怒愤恨闲暇无聊的心理，以鼓动他们喜好违法作乱的气焰，火焰烧到猛烈，一天就想要扑灭它，能做到吗？所以洞察先机而预先考虑秘密地消灭它，是上策；不幸而祸患形成，在上位的人有人能把责任归罪于自己，拯救疲劳困苦的百姓，诛杀贪婪狠毒的官吏，使天下人们，心向皇上而不分离，那么盗贼的势力就被孤立而响应他的人变少。所以趋势尚未形成……，具有中等才能的人就可以谋划保全；趋势已经形成，具有智慧的人也不能用心（见同上）。

    张居正在当时混乱的局势既然认为由于贪官污吏的驱迫，那么如何对付这一趋势以求得正本清源，他在不得已才使用威权，以惩处贪污而安定百姓。所以说：

    治理的方法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了。……在嘉靖中叶，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都流往上层，百姓嗷嗷待哺，生死不保。此时景象，和曾经的汉、唐末世有什么区别呢？隆庆年间……，进身为官之路比较清明，百姓开始安稳。而朝廷纲纪不能振作，坏习气还仍然存在，虚浮的礼节越来越多，实惠越来越少。我常常想现在不一定再有所变更，只有依靠效法我们的明太祖安抚护佑百姓的一个心念，用来颂扬上帝，奠定国家的根本罢了。所以自从任职以来，……铲除强暴诛杀凶顽，剔除奸邪厘清改革，有不得已而使用威权，只是想用以安定百姓罢了。奸邪之人看到对自己不利，卑鄙地说道当时朝政苛刻严厉，用来迷惑动摇众人。……俗儒通晓治国之道的少，即使努力遵循君上的命令，而实际上内心并没有认可（《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他使用威权的理论根据，纯粹是来源于历史的教训。他说：

    三代到秦朝，天下一统再次开辟。创建的方法，到现在遵守它认为都有好处。史书上说他得到了圣人的威严。令秦始皇有贤能的子孙守持他的法度而更加振作，积累了几十年，接续的宗亲世代家族已经铲除尽了，德高望重的师长和年老的博学之士一听到就全部离开；百姓中再次兴起的，都改变原来的观念而听从皇上的命令。即使有一百个刘邦、项羽，能做些什么呢？明太祖以英明勇武平定天下，他理政重在用威权来强制，前代繁文缛节扰乱治理的坏习气，都削减殆尽。这些都铲除消灭，秦代的法令在这里不能严厉制裁，又是天下一统再开辟的人。即使经过二百多年，多次经历大的变故，而国内民心安定不为动摇，这是用威权的功效。（见《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张居正主张用威权，他坚持要这样的。至于他的实施方法，就一方面以威权的名义寄于君上，使增强其效力；一方面以威权的实际权力集中在内阁，使发挥它的作用；其中经过的情形在前面一章已经出现，这里不再重述。特别是因为当时的“各种国家政务日益毁坏，违法作乱的人暗中窥伺”，而张居正就用威权治理，强压令其禁止，那么反动势力的发生，自会成为当然的结果。但看用威权一事，实际上是张居正施政所必需的。政治上遵循名分责求实际，固然还有待于使用威权；军事上整肃军纪经略武功，尤其是不使用威权就不能办理；下到肃清反叛，谋划统一声威，更依赖使用威权来作为后盾。大概在专制时代，要想寻求政治法令一定施行，而群臣百姓又不能像共和国人民养成服从的美德，那么和他们高谈仁义就会少有功效，宁可让他们畏惧威严而能收取成效。使用威权的举动，既然势在必行，那么反动势力的产生，张居正自然也在所不计。所以张居正在《上徐文贞论大政书》中曾有如下的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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