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陵之政术（一）——概说

下的解释：

    我自从任职以来，日夜忧思，吃不好，睡不好，为了担忧公家的事，这样已经四年了。这期间的用心，要以尊崇君主的威严、安定国家大事、振作纲纪、剔除坏人坏事为己任，有力排除群臣的不同意见、公开触犯民众忌讳而不管。难道真的不懂得自爱而放肆以自身为众怨的聚所吗？我私下考虑，俗话说：“仅有一点挈瓶汲水的浅薄见识就能守住汲器不外借。”皇上年幼，普天下的重任委任给一个薄弱的身体。现在不致力于为主持公道，灭除私念，支援衰败，而躲避世俗的责难，以讨好一时。如果将来君主通晓国事，临朝听政，有的荒废而不修整，纲纪废弛而振作不起来，一定会说：“我把天下的事交给你，而现在却到如此地步”！那么即使我张居正躬身陇亩，埋于地下，也不够杀戮啊。因此违背众人的罪小，辜负国家的罪大，偶然的诽谤轻，将来的谴责重。御史台论说有人还是没有宰相的风度，我张居正将会怎么办呢！只有鞠躬尽瘁罢了。

    “以尊崇君主的威严、安定国家大事、振作纲纪、剔除坏人坏事为己任……竭力排除各种议论使自己的主张占上风，公开触犯民众忌讳而不管”，这是张居正立志不移而昭示于天下后世的。张居正刚毅而发出此言论，不是随意做出的，大概张居正坚定相信他具有一定的功效。然而，其功效到底如何呢？张居正说：

    诸葛亮说：“法度施行然后知道感恩”。现在的人不通达治理，动不动就以姑息纵容为有德，等到遭受刑辟，然后就跟着责备他，这是欺骗民众的。我执政之初，也有人认为严厉刻薄少有恩情。但是，现在几年之间，官吏注重守法循职，各种政务得以推行，贤能的人施展功用和能力，没有出息的人也得以免除罪过，不遵循法度，他所成就的有多少？安定保全的有多少？所以说：小仁是大仁的祸害。子产铸造刑书，规制农田，治政崇尚威严，而孔子称赞他说：“聪明人！”那么圣贤人的意思，决定可以认识了。（《答闽抚庞惺庵书》）

    又说：

    富有的人是怨恨集聚之所；利益是祸害的根源。而人们之所以能保持他的富有而大家都不敢偷窃的，依靠的是朝廷的法度罢了。他们不用法度自我检验，却依仗他的财富和势力，施利以招致怨恨；那么人们也将会不畏惧国法而挟持怨恨以肆意发怒。这些人，在太平盛世就不会被国法宽恕，在混乱不安的时代就会首先被大盗贼所窥伺，怎么能长久保有他的富有呢？现在能奉公守法，在一百个牲畜中缴纳出来一个，就能完成多年拖欠的赋税，使追逐呼叫的官吏在门庭里巷消失，和顺善良的声名就会被官府所表彰；从此秉持礼节以保持这个趋势，遵循法度以保持他的富有，即使有黄金像粮食一样堆积如山，也没有人敢偷窥，一辈子乘坐坚固的车，赶着肥壮的马，恩泽子孙后代；它的利益，不也很丰厚吗！……婴儿不理发就会肚子疼痛，不剖开疖子就会逐渐加重；而慈母爱子，一定要剃掉他的头发并且剔除疖子的，是为了使他忍受小的病痛，而令他得到最大的快乐。我私下认为他们当中在执法的官吏，当神主而祷告，又有什么诽谤议论呢？（《答应天巡抚胡雅斋言严治为善爱》）

    张居正以小的仁爱为大仁爱的祸害，把严治当作和善慈爱，就是他所认为的用严法治理的功效。凡是秉持法家功利的说法的人，这个结论大致如此；而张居正用来应付当时混乱局势，他态度从容，不慌不忙，固然已经很明显了。即使这样，张居正以儒家的立场而实行依法治国，当然已经用尽心思，不逃避指责，只是他所选取的立场，只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纳法家的思想对儒学进行改造，绝不是想抛弃儒家原有的传统地位。所以他论说学问，仍然一直以尊崇孔子为旨归，不过以法家的精神灌注到原有的儒家学说上，使其成为法治化的儒学罢了。所以他说：

    孔子周游列国时运不遇，他提出见解或主张，也依据各个人的根器，循循善诱，固然没有专门发表一言正如目前所说的话头，大概都是方便施设。他告诉鲁哀公，说“政事在于节约财物”；对齐景公，他却说君应尽为君之道，臣应尽为臣之道，父应尽为父之道，子应尽为子之道；在官署，他就说辨正名称和名分；在楚国，他却说使近处的人受到好处而高兴，远方的人闻风就会前来投奔：也未曾单独发表一言，不考虑当前形势的需要而唠叨不休。推究观察他经纶的大概，就只是效法文王、武王，志在依从东周的礼制，以生活在现今的时代，偏要恢复古代的做法为禁戒，以身居低位不自暴自弃为准则。老死不实行古代的做法，还拿着鲁国史书以保存周礼，所以说：我“志在春秋”。他的心志是什么心志呢？志在依从周礼罢了。《春秋》所记载的，全都是《周官》的典籍。“孔子是殷商之人，难道不想实行殷商之礼吗？《周官》的礼法，难道完全超越前代而不可改变吗？生在东周的时代，身为东周之臣子，不敢背离。……现在谈论学问的人，都说遵循孔子，却不知不致力于孔子之所以安定社会树立教化，而甘愿实行复古的罪责，这还能说是学孔子了吗？”（《答南司成屠平台论为学书》）

    以当代所谓儒家崇尚“复古”，而张居正就引用孔子的话，以复古为有罪，这就与法家重视效法当今的意图相符合了。至于他以孔子为例，以公开攻击儒者的罪过而暗中支持法家之说，那么又是我所说的“援引法家渗入儒学”，李岳瑞所说的“以儒学为外表，以名分法家为核心”的原因。但看张居正秉持这一立场，还不只是在面对复古这一件事，他在王道与霸道的争辩上，也同样持有同一个立场来论说。他说：

    回忆过去我刚刚进入政府，要实行一两件事。吴旺湖对人说：“我们对张居正执掌朝政，应当实行帝王之道，现在观看他的辩论，不过富国强兵罢了，特别让人失望”！我听说后笑着说：“旺湖过分地称赞我了。我怎么能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呢？孔子论说政治，开口就说粮食充足，武备修整；大舜命令十二牧，也只是说要敬授民时，不违时令；周公执政，他也是只能够治好戎服兵器；我何尝不想国家富裕而强大呢？后世学术不能辨明，高谈阔论不能实用。窃取仁义，叫作王道；初涉富强，就说霸术。不知道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义和利之间，在心不在行动。为什么一定仁义就是王道，富强就是霸道呢？”（《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言王霸之辨》）

    感慨自从孟子（字子舆）创立“以施行道德仁爱的人称为王，以势力假借仁义的人称为霸”的说法，后来的学者，不明白他为了纠正当时诸侯偷窃进攻的弊端，不得已才有这种偏激的言论，于是就被奉为一成不变的圭臬，致力于为仁义的迂腐言论，全部摒弃富强而不顾。把社会的弊端扩充到了极致，坐在朝堂之上下令，借助虚伪的恩惠来粉饰太平。在宴席之间，务必谦退礼让而奢谈美德；更厉害的是不修整武备，就称治国崇尚无为，外敌侵凌，就他们看作水塘里的小贼寇；至于说到富国裕民的方法，更是看作细枝末节，听到声音就吓跑了，就如同粮食财货这样资本，可以坐谈而致。我们国家百姓贫困国家薄弱，累积久了却没有人挽回，打瞌睡而变本加厉的，谁不是畏首畏尾小儒能够承担罪过吗？张居正高举孔子足食足兵的宗旨，义正词严，足够使小儒吃惊，他发扬儒家圣人教化的作用，并不少，当然不是仅仅援引法家渗入儒学罢了。至于他为什么使用法家的思想来努力求取富强的，却又在适应当时的形势，期望以富强防患于未然。所以他说：

    财货不够就会争夺，信任不坚定就会虚伪；争夺与虚伪，是大奸大恶之徒所依赖的。如何守住最关键的？是人。如何聚集民众？是财利。财货丰富而礼义产生，就是有大奸大盗，也没有人敢乘机作乱。以前孔子论述理政，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战备，人民就会信任他了”。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敢除去其中一条。所以善于为国家着想的，不要让到了不得已的情况。要事先消除祸患，使地方安定，使人民休养生息，只在安抚爱护养育啊！只在安抚爱护养育啊！（《荆门州题名记》）

    这种见解，纯粹是把仁义系在富强之中，几乎把王道与霸道熔于一炉，所以称为援引法家渗入儒学也可以，就是称为揉合法家和儒家成一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大概都出现在这里。只有张居正固然是一个亲身实践的大政治家，而不是仅仅沾沾自喜于空泛政论的宣传。有关于政策的文字，关键是上述几篇比较有系统，其他零星片段，散见于集子中的，几乎都是就事立论，不足以借取来参考验证。加上诽谤留在身后，史上有缺文，所有张居正的生平政绩，太多都无从考证。现在所记述的，有所缺漏在所难免。所就可以谈到的，就是张居正实际的政治设施内容繁多未经记录，但凡是张居正所论述的，固然没有不奋起而践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