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江陵之政术（四）——理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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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兴修水利。张居正在水利这一方面特别重视。除了整顿黄河工程以消极的减免百姓的祸害之外，再用力在苏、松一带河流的疏浚和整治，以积极增加百姓的福利。所以在万历四年（1576年）因巡抚都御史宋仪望请求在松江设立水利佥事，以助益国家考虑，于是从部议派遣御史监督管理。万历六年（1578年），又依从林应训、胡执礼等的建议，疏通吴淞江、长桥、黄浦。万历八年（1580年）林应训又说苏、松各郡干河支港共数百条，大的就排放河水流入大海，次的就流通湖泊到达长江，小的就用来引水灌溉农田。现在的吴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汇塘、孟渎河、舜河、青晹港口都已宣告完成，支河数十条，应该全部疏浚开通。于是用宋仪望以前的建议，“特设苏松水利副使，让许应逵统领。于是，疏通黄浦八十多里，筑塘九十多处，开耕河一百二十三道，疏通内河一百三十九条，修筑上海李家洪、老鸦嘴海岸十八里。派发国库钱币二十万，许应逵用一半库银就完工了。”（参考《明史·河渠志》六）从此东南河港纵横交错，水资源丰富天下第一。都是张居正倡议引导的作用。

    一是注重赋税政策。明朝初年赋税徭役的做法，仍然沿袭唐代杨炎两税法的旧例。到世宗时，由于边地费用供应紧张，加上兴修土木祷求鬼神而致祭，一个月内没有一天空着，导致国库空虚，掌管农业的官吏仰望屋顶而叹息。而这时东南沿海一带因为倭寇时常侵扰，很多额外提编，以充军饷。所谓提编，就是加派的称呼。“这种方法用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就提下甲来补，所以称为提编。”后来倭寇虽然平定，而提编的额度不能减少。到神宗继位，增加的数额既仍然照旧，又大多是没有限度的征收，于是拖欠赋税更多，规避更加巧妙。张居正请求免除拖欠的赋税，当然在引导皇上以节省用度爱惜民力的做法，其实也是因为拖欠过多，百姓力量有限难以彻底缴纳完，与其年年带征而只是导致拖欠，倒不如把旧有拖欠的全部免除，差不多使人们能够全力缴纳当年应征收的数目。这样，一方面百姓的财力可以稍稍放宽，而同时国库也可以略微增加收入，这就是张居正所谓的“富国强民，一举两得”的作用。（参考《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及《明史·食货志》二）同时，自从嘉靖以来，几次实行几次停止的“一条鞭法”，又在万历九年（1581年）颁行天下，永远写成法令，百姓的财力更依赖它稍稍缓解。“一条鞭法，总括一个州县的赋税，量地计丁，丁粮都输在官府。一年的赋役，官为佥招募。力差则计算其工食的费用，量为增加或减少；银差就计算其交纳的费用，再加上增加消耗的。凡是额办派办京库每年所需，和存留供给等费用，以及土贡方物，全部合并成一条。都按田亩征收银两，在官府折合办理，所以称为一条鞭”（《明史·食货志》二）。这种方法已经实施，其他差役骚扰便一扫而空，这种方法恩惠百姓，实在不是微薄的。即使这样，张居正的理财政策，当然不仅仅是以爱民为要务而忽略了国库的收入，那些加惠于百姓的，并在“缓解百姓的困苦而增加他们的财富，就在他们富有后收取赢余的部分，以作为国家的行政费用”罢了。拖欠的赋税既然已经全部予以免除，一条鞭法又立定给予颁布施行，百姓生活已经渐渐得到缓解，就在他们当年应缴之计亩收征银数，绝不再稍有宽容，而监督命令有关部门严格执行催收租税。并就拿催收租税的功绩，确定为有关部门考核的标准，看他催征的快慢与盈余短缺，而依从赏罚。在这期间，虽然官吏贪图功绩畏惧罪责，没有不执行过于紧急，强制缴纳过于严格，导致不免有扰民的行为。但在农业经济的时代，国库大宗的收入，只有全部依赖田赋，为了防止偷漏维持国库收入起见，催收租税自然会有不得不特别从严的必要。关键在张居正立法的本意，根本不是在扰民；有关部门执行得不好，当然也不能因此苛刻要求他严令催收租税的不恰当。历史上又称张居正“每年的赋税过了春天起运，水泛滥，不是决口就会干涸，于是采用治理漕运臣子的建议，督促船兵，在初冬月兑运，等到年初全部发走，少遭受水灾，运行时间长，太仓粟充满，可以支付十年”。（《明史·张居正传》）然而，张居正的抑制私欲以公事为重，使国家富足百姓富有，他的功绩伟大啊！

    以上所说的，对于张居正的财政政策已经可以略见一斑。此外还有一件事，虽然不是直接与理财相关，但因其影响所及足以富国裕民，自然也可以认为是张居正理财政策的副产品，就是严格考查邮政传递罢了。在古代交通不便利的时代，凡是奉公差派的官员，下到传递公文的仆役，均由地方官员验明牌照按驿站护送，供应役夫与车马舟船，来帮助他们赶路前进。这是他最初的目的，原本在便利公务，以免耽误。等到流弊出现，几乎导致官员及其亲属均可以假公济私，乘着驿车来去，这样骚扰地方，浪费公家府库，不问就可以知道。等到张居正执掌朝政，于是严令限制，切实稽核考查。于是小到地方官吏百姓，大到国家财政，公私都蒙受其利，正好与张居正富国富民的宗旨相吻合。至于交通依赖增加了便利，公务依赖以免于被耽误，更不用说了。总而言说，张居正的理财政策没有别的，只是以节省用度爱惜百姓看作皇上发挥物用、使百姓富足的方法，休养生息积蓄以作百姓服役纳税的钱粮，使国计民生相互受益罢了。以发扬《大学》所谓“生之者众，食之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宗旨相比较，难道不是殊途而同归吗！哦，更是超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