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江陵之学术与著述

    张居正是一个实行家，而不是理想家，是一个亲身实践的大政治家，而不是高谈阔论主义的政治学者；所以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虽然斐然可观，但都是他在功业方面的具体表现，而不是能在文字里寻求的。用这个来衡量古今中外的伟人，几乎没有不是这样的，当然不只是张居正是这样。张居正一生在为学之道上，认为做事与求学问，两者是合一而不可分的，所以除了本身的职责以外，没有别的超然独立的学术。他说：

    《礼记》说：“大凡学习，若学习做官，就先学习与职务有关的事；若学习做士，就先学习学士应有的志向。”士人君子在没有际遇的时候，就要向他讲明之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更好地治理百姓，是为了日后的应用。等到他做官办事，就以办事作为学习，小心谨慎地忠于职守希望做到称职免于过失，以敬从上级的命令。没有舍弃他的本事，而另外开一门作为学习内容的。（《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

    又说：

    古代的君子始终注重学习：平时在家里就向父亲兄长以及家族的长辈们学习，在外任职就向君主官长百姓们学习，没有不能学习的。要想放弃学业来从政，譬如在河道的中流而放弃船桨，是不能渡河的。所以学习不管在仕宦与隐逸都无间断，然后志向才能专一；志向专一然后他的精神就能凝聚；这样就可以畅达于四肢，在事业上显发，那么他为政就会严明。由此可知，从政也是在求学问。世人说从政与学习两者分开那是错误的。（《赠毕石安先生宰朝邑序》）

    像这个“从政与求学合二为一”的主张，直接以求学问为一生从事的目标，没做官之前，坚持以学业作为执政的基础，从政以后，再以从政作为所学的实际验证，从政与求学两者才能成为一体。这和孔子所说的“做官的事情做好了还有余力，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还有余力，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给更好地推行仁道”相比较，似乎还更进一步。张居正的这个主张，自然系由接受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学说暗示的影响。张居正所谓的“就以所从事的工作来进行学习”，所谓“从政也是在求学问”，如果以此和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相比较，那么张居正学问是注重实践的，注重为社会的，着重在要做出功绩的；王阳明的学问是理论上的，为个人的、为哲学的；王阳明最后的目标只是独自修养身心，保持个人的节操，而张居正的思想目的在于使天下万物都受到恩惠和帮助；他们的视野就有广阔与狭隘的不同，而他们促成的因素，王阳明系由引导儒学揉入佛家，而张居正则系由援引法家渗入儒学，更是迥然不同。但是在张居正的时候，王阳明的学说正弥漫在全国，它末流的趋向，就导致民众都沉溺于粗率空虚，流连忘返；张居正于是毅然扭转它的趋向，而务求以注重根本崇尚质实为归宿。天下滔滔，张居正不是为屹立在黄河急流中的砥柱山一样吗？

    张居正的学术，不用说从他思想的出发点或归宿点来看，和他的事业几乎成为平行的动向。这个可以尝试从他的生活历程中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张居正一生的历史，就他学术上的立场来分析，又可以分为萌芽、变化以及成熟三大时期；就他功业上的立场来分析，又可以分为孕育、挫折和完成三大时期。就他年轻以至于从政，是他学术的萌芽时期，也是他功业孕育的时期。等到他回家而隐居匿迹，是他学术的变化时期，也就是他功业上的挫折时期。从再次起用到他执掌朝政，就是他学术的成熟时期，也就是他功业的完成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张居正的学术基础初步奠定。开始潜心探究学业，只把它作为干求禄位的台阶，就探求古典，开始渐渐明白修养的道理。父母亲戚的督教，和那些老师素有声望的博士的激励，已经足以高贵地看待自己，坚定自信，因此增进他的修养；而在翰林做官的时候，更是获得读尽全部中书省和秘书省的书的机会，并从事于当代文物典章制度的探讨，和政治形势和谋身治世的研究。到这里张居正才开始由畏首畏尾的小儒逐渐晋升而成为通才硕儒，他未来的“将相才能”也是在这里奠基。我所说的“学术萌芽功业孕育的时期”就是这个时期。在第二个时期中，张居正以襟怀坦白、品德卓绝的才干，受到昏庸君主奸邪臣子的阻碍，被搁置不用，有志向但没能伸展，不得已而出落凡世独自离去，托病回乡。虽然他具有积极报效社会的人生观，还没有立即产生消极出世的感想；然而，一腔孤愤，长期抑郁难以平息，如果不是因为游历名胜，而一下子生发出“不随物为悲喜，以无始无终的感悟融入观想”的悟境，那么他超然物外的观念最终也不会产生，精神上的修养也未必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于“博览群书，贯通百家，一心探求当代的事务”之外，一定从事心性内求的钻研。观看他的集子中谈禅警语，比如说“希望以深切的心愿奉献给微尘数的无量世界，不在自身上追求利益”；（《答李中溪有道尊师》）所谓“近来一段时间在静坐中体悟到了妙明真心，本来是妙明圆净，一点都不受染污”；（《寄高孝廉元谷》）所谓“这里的灵明，虽然因为接物处事而能显现，却不会因为接物处事才存在；如果能够含摄寂照的根元，融通内外的心境，了知心体的玄妙，之所以能够变通化用而运作施为如同鬼神，当初并不是从外界得到的”；（《答西夏直指耿楚侗》）就可以知道他在佛学的了悟上是多么深刻了。张居正生活过程中，只是这一时期的环境和心情最容易接受佛学的影响；就他超然物外的观念，也未尝不是因为参悟佛学而产生的。然而，张居正在这一时期中，虽然也贯通百家，一心探究当代的事务，但是说他所受佛学影响最为深刻，当然不会有怎样的错误。仍然庆幸他具有积极济世的人生观，才不至于落在佛教虚空寂灭的歧路上。由此可知，他日后幡然再次起用，确实是他一生功业兴起复兴即将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代之关键了。我所说的“学术变化功业挫折的时期”就是这个时期。到他在第三个时期中，刚开始时担任最高学府官长，接着又位居次于卿相的朝中大官，最终从尚未即位的太子侍从之旧臣，而特别受到赏识，被皇帝所知遇，最后一跃而跻身于内阁，逐渐又担负国家政务重任。身为元老，接受遗命辅佐一个孤儿，威镇百官，勇于进取具有最高权威。在这段时间里，张居正虽然被一群小人所扼制，尝尽了诽谤和怨尤；最后终于得以集中相权，完全伸展抱负。就个人说，他以一个儒臣，而为十几年安危的关键；就国内形势说，就以几代长期衰弱，而挽救一百多年将要覆灭的国家。大概张居正在这一时期中，才开始全部施展他一生素所信服的法家学说，一一都写成行政命令，各个都被实施，使它们开成一朵奇葩，结成奇异的果实。于是他小时候所读的儒家经典，壮年所探究的佛典，以及当代的文物典章，政治形势和谋身治世，凡是他从前所探讨研究的人，到这时才像江河归大海，众星拱卫北极星，全部成为他法治主义的附庸，而受其“综合考核名实，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主张所支配。张居正虽用传统关系，仍然不得不以儒生为标榜，以希望被当时所容纳；但是他既已援引法家渗入儒学，而以法治为施政的方针，那么儒家就是名义，法家就是实际，自己毫无疑问。看他法治思想明显不同众人，当然就不会奇怪他一生的功业垂示千古；只有他的一生功业垂示千古，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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