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江陵之学术与著述

古，更可以看到他的法治思想明显不同众人。然而他的法治主义，大概就是这十年政绩的理想；而这十年政绩，也就是他法治主义的实际行动。两者不仅互为表里，而且合而为一。这正与张居正所说的“从政就是在求学问”，“就以自己从事的职务做学问”完全相符，但他最终成为一个亲身实践的大政治家，也确实是这样了。我所说的“学术成熟功业完成的时期”就是这个时期。张居正的学术既已经历萌芽、变化、成熟三大过程，张居正的功业也经历孕育、挫折、完成三大阶段，两者互相平行就是这样；然而张居正十年政绩，如同我在前几章所叙述的，称为《张居正成功传》固然可以，就称为《张居正修学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唉！从政与治学合而为一正如张居正，他敦促根本崇尚质实亲身实践的精神，来看看那些没有根基的游说者，差距就不可以用里程来计算，而以看他们不学无术的施行家，又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明白此理，才可以谈论张居正的学术。张居正的功业既然是他学术上的具体表现，然而他功业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究竟怎么样呢？张居正十年的政绩，他的出发点是援引法家渗入儒学；其宗旨是法治主义；其方法为综合考核名实，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的成绩为：“朝廷纲纪由废弛而归于整顿，吏治由贪污而归于严明，盗贼由放纵而归于杜绝，武功由萎靡而归于振兴，财源由竭尽而回归于充裕，学习风气由空虚而归于质实。”其中最显著的，是人民由凋敝而趋于缓解，国势由衰败而趋于重新振作。试着考查他的一生功业，法家固然是他思想的宗旨，功业的关键；然而张居正的学术当然不仅只限于法家，而在我国固有的学术，几乎没有不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如儒家的忠于君主事奉上级，节省用度爱惜民力，可以在他执政上看到；军队的制度根据具体情形做出相应的举措，出奇取胜，可以在他治军上看到；佛家的广大含摄，解脱无碍，可以在他存身自立上看到；名家的辨正名分，使名实相符。不争斗不怀私（出《尹文子·大道篇》），可以在他统御部众使下上看到。所有其他人孜孜不倦勤劳不懈，竭尽一生的精力而没有研究透彻一方面学问的，张居正却随心所欲，左右逢源，而全部收为自己所用。从这些事实看来，张居正的功业固然多方面发展，张居正的学术尤其包罗万象。成功就如那样，学问的成就就如这样，向中外古今的大政治家中寻求，难道容易找到吗？张居正确实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自己行事有一定规范了！

    至于就他的著述来说，清代《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太岳集四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张居正撰写。张居正有《书经直解》，已著录。神宗初年，张居正独自执掌国家大权，后来褒贬不一，一直没有确定的评价。他振作有为的功业，和他滥用职权，作威作福的罪，都不能互相掩盖。至于文章本来不是他的长处，集子中的疏奏、启札最多，都是在朝堂时讨论政事写的，往往放手书写而成，不曾有所练习。”（见《清四库全书提要》集部别集类）这里评论张居正著述的话，固然有些贬低的话语，而恰巧也成了赞许。大概张居正的学术，既以注重根本崇尚质实为归宿，而不是可以在文字中寻找的；那么张居正在文字上，自然不像那些畏首畏尾的小儒在寻章摘句上斤斤计较，舞文弄墨，自以为很好而洋洋自得；张居正的学术充其量只是以著述作为他功业的一个辅助和补充罢了。他把各种政务集于一身，自己操纵着大权，又有什么空闲在文章上润色练习，又怎么会值得他在文章上去修饰练习呢！

    现在考察张居正的著作，有全集、分集及专著三大类。

    全集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即张居正死后的三十年，开始由他的儿子张嗣修编排刊行，命名为《文忠公张太岳文集》。根据张嗣修所写的凡例说：“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的，自从张嗣修等人遭逢大难后十多年，才得以全部回家；留存下来的有十八卷，散佚的有十二卷，像少年所作的各个赋文全都佚失，应制诗敕撰文佚失十分之二；仅仅只依据保存下来的编排，编成诗六卷，编成文章十四卷，编成书信十五卷，编成奏对十一卷，合起来就成为全集，分开也也可以是四种。”这一册的初次刊行本共四十六卷，目次都如上所述；卷头冠有沈鲤的序言，吕坤写在书后的跋，公子张嗣修的《编次先公文集凡例敬题》和《书牍凡例敬题》，张懋修的《先公致祸之由敬述》以及刘芳节的《太岳先生文集评》；卷尾附有马启图的《张文忠公诗跋》以及高以俭的《太师张文忠公集跋》等。这就是清代“四库全书本”，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收藏有这本。此后又有张居正“邓氏翻刻本”，增加《行实》一卷，共四十七卷。道光八年（1828年）又有了“陶澍重刻本”，以及初刊本的原序另外分成一卷，合《行实》一卷，共为四十八卷；卷头冠有陶澍、陈銮的两篇序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有奭良依据“明本”“邓本”和“陶本”重刊的“改订本”，卷数依照明代的初刊本，而编排却大加变动：首《奏疏》，次《书牍》，次《文集》，次《诗集》，次《女诫直解》；而以《行实》及前面发行的刊本的序列以及有关张居正的记载与评论，合成《附录》二卷；改名为《张文忠公全集》。湖北崇文书局另外刊有《张文忠公集》。民国年间又有“重刊四十八卷本”。这四十八卷本，也就是民间的“通行本”。

    全集以外，还有分集，就是全集的分刊单行本。分集共有几种：（一）《张文忠公疏奏》，张居正死后不久就有刻本传世，还在全集刊行以前；（二）《张文忠公书札奏疏》，清代无锡顾梁汾纂辑；（三）《张文忠公太岳先生诗》，明代孔自来纂辑；（四）《张江陵书牍》，分上下两册，群学社最近才印行。前三种现在已经绝版，后一种民间虽然有出售，也不容易得到。只有这项分集多不出全集的范围，有全集在，分集的绝版固然无关紧要了。

    专著是指张居正所主编的《帝鉴图说》《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谟训类编》《大宝箴注》《贞观政要解》《承天大志》等书来说。这类书籍，都是张居正为了指导神宗而作，不外乎以为君之道，版本在明朝时都保存在内阁，改朝换代之后已经散佚。只有这类书籍当初和张居正的学术无关，它的绝版自然也不值得重视。

    在张居正所有的著述中，最可考证他的功业和学问的，就是他全集中的疏奏书信；诗文则居次要；而和专著没有关系。因为奏疏是他对君主陈述政见治述的文书，书信是他对老师友人官僚从属辩论指导的工具，他功业的消息，学术的造诣，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尤其是张居正的书信，长子张嗣修在他的凡例中称为“虽说名义上是信笺，其实如同公文”，所以和疏奏几乎占有同等的重要地位。这在张居正死后横遭诽谤缺乏可靠史料的方面来说，尤其值得予以研究张居正功业学术史的人以莫大的便利。否则把张居正的诽谤留在身后，史有缺文，如果不是有张居正的著作来资助考证，那么修治史书的人即使想扫尽流言蜚语，另外写成可以令人相信的历史，多少而不令人望洋兴叹；而旷绝中外古今的大政治家像张居正这样的，被横遭埋没，含恨千秋的命运，又多久而能有拨开云雾而看见青天的一天啊！这是我在本章叙述结束后，不禁深深地致以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