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诸家之评论

    张居正的一生，正像《四库全书提要》中所说，可以称是毁誉不一，一直没有确定的评价。就大体说来，他生前和身后的二百多年里，以前都是毁谤多于赞誉；直到近几十年来，他的功业开始日渐脍炙人口；到了现在，张居正的丰功伟业，已经有口皆碑，以前的流言蜚语，早就随着时代变迁而扫除净尽了。回溯张居正的一生，他少年时期的幼聪早达，为人美称，以及从政时期的勤奋学习广泛结交，驰名翰林院，当然类似赞誉了，但最终无关大局。等到他回家隐居，与世隔绝，就家庭的抱怨，师友的怜悯，自然会在所难免，而对社会来说，当初并没有毁谤赞誉可言。因为张居正在事业孕育和挫折的两个时期，学业固然没有彰显，功业也没有建立，声名还没有树立；他既然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心人物，社会对他自然也无所谓毁谤赞誉了。等到他东山再起，又入仕途，再接受明穆宗特殊知遇之恩，经过徐阶密疏的推荐，他功业完成的时期就在这里开始了；于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由此而飞黄腾达，而他所受到的诽谤怨恨也就随之而继续增长加高。从此他的事业就越前进越兴盛，他所受到的攻击也越演变而越严厉了。当张居正首次进入内阁，因为他“最后进内阁，却单单做出丞相的情状，傲慢地接见九卿，并不引进任何人，也不听取任何意见。间或说句话就很中肯，人们因此最害怕他，把他看得比其他丞相重”。（《 明史·张居正传》语）于是因害怕而诋毁他的人有了。张居正在内阁，以综合考核名实赏罚严明为其政治主张，而“遇事坚持”，（《行实》）于是和同僚李春芳、赵贞士、陈以勤、殷士儋等多有不合，众人的议论逐渐兴起。于是因为忌恨而诋毁他的人有了。等到高拱因得罪冯保而离职，怀疑张居正暗地里主使，于是对张居正积满怨恨，即使在病床上弥留之际，还仍然重复地喋喋不休地骂。于是因为怀疑而诋毁他的人有了。到张居正既已执掌国政，致力于扭转儒家学者因循宽纵的举措，力求以综合考核名实为己任；于是喜好谈论为政宽大的儒生，推尚自我申明的官僚下属，都深深地感到不方便。而余懋学、傅应祯、严用和、刘天衢、徐贞明、李祯、乔岩、刘台这些人，于是群起而对张居正大肆攻击，这边倒下了那边继续，历经长久不衰。于是借口尊崇儒学以诋毁张居正的人又有了。等到夺情起复的议论起来，而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再借助名教的传统观念，有的人则认为夺情是“错误的行为”，（吴中行语）有的竟然骂张居正为“禽彘”。（邹元标语）于是借口名教以诽谤张居正的人又有了。此后，以御史赵应元借口有病请求退休的小事，王用汲竟然借此以攻击张居正，鼓励神宗要独自专权，不应该把政事委托给众人所依附的首辅，于是借口专权独断以诋毁张居正的人又有了。试着考察张居正招致诽谤的原因，张居正严格实行法治，综合考核名实，赏罚严明，在张居正看作施政要领挽救国家紧急事务的，不少人借此但以因循玩忽职守积弊已深的社会来搪塞，怎么会不格格不入群起而攻击他呢？因此严格惩治盗贼，盗贼怨恨，严厉惩治豪强而豪强怨恨，告诫学生，学生怨恨，裁汰冗员而冗员怨恨，谴责言官而言官怨恨，督促下属而下属怨恨，纠察内阁同僚而内阁同僚怨恨，控制宦官而宦官怨恨，抑制外戚而外戚怨恨，更有在上教导君主而君主也怨恨。至此而全国朝野上下，几乎没有一个不怨恨张居正的人，张居正却以一身而成为众矢之的。在下位的人，怨恨在心，诽谤固然随之而生；在上位的人，怨恨施加，祸患将会因此而起。于是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小人宦官张诚，却以张居正家拥有很多金钱的缘故怂恿神宗，神宗也因为心里艳羡张居正家有很多金钱而予以没收。于是张居正就以盖世的大功，而蒙受削去官职褫夺谥号的冤屈，几乎遭到身后戮尸的祸患。唉！施加的怨恨和诽谤，当然有这样不能预测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张居正招致祸患的原因，怎么能没有道高一尺魔深一丈的感叹呢！

    即使这样，俗语有言：是非自有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张居正蒙受不能诉说的冤屈，遇到飞来的横祸，在今天固然已经被天下知晓；就在当时，阴谋落井下石的当然不缺乏人，主持公道的也大有人在。当抄没张居正家的圣旨已下，刑部右侍郎邱橓奉命偕同宦官张诚到张居正的原籍查抄。邱橓等“籍没张居正家恐怕不符合规定，于是把他的儿子们都拘押起来，用尽极刑拷打折磨”。（周圣楷所撰《张居正传》）大学士许国曾写信给邱橓说：

    旨意明确无罪及他人等等，希望推求罪责只处罚本人而不伤及妻儿的道义，以成就圣明的君主爱惜生灵的仁慈，并且令后世议论今天轻视人命而看重财货。向上累及皇上的圣德，于中对国家体统有亏，对下失去人心，奉旨办事的人又怎么能推辞他的罪责呢？（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高以俭太师张文忠公集跋引》）

    申时行也说：

    圣明的君主爱惜生灵，作为张居正门客的我一定能够深入体察，不让覆盆下面有不被光照的冤屈，邻里有无罪而遭到连累的事情发生。（同上）

    侍讲于慎行也给邱橓写书信，大意是说：

    张居正耗尽精力竭尽心智，勤劳于国家，冥冥之中却要受到惩罚，结怨于朝野上下。当他执掌朝政时期，全国上下争相颂扬他的功绩而不敢说他的过错：现在已经势衰，全国上下争相搜求他的罪责而不敢说他的功劳：都不是事实。况且张居正一生用法治来治理天下，而间或结以恩惠，这是他的收入有限。他以盖世的功勋自豪，当然不甘心为污浊卑鄙，而以世代相传的功业期望于他的儿子，又不使他们滥于交友，他们的收入又有限了。如果想要全部彻底追究，称职尽责于君上的命令，恐怕整个荆州一带于公于私都会严重受到困扰。又张居正的太夫人在堂上，八十岁的老母亲都受牵累，他的几个儿子都是书生，没经历世事，没收以后，一定会导致落魄流离，可以说是苦楚悲痛。期望在事情消停罪责评定以后，上呈疏奏请求皇上，恳求赐给他们聚居的房屋，用安身之地来抚恤，让活着的人不致于成为栾氏、卻氏的族人，死去的人不致于成为若敖那样的鬼魂，也是皇上施恩的仁慈。（周圣楷所撰《张居正传》）

    所有这些都不失为公道的主张，实在是差强人意。但邱橓得到书信，都不听许，仍然多方面罗织罪名。潘季驯以审理案件太急切，上疏请求体恤，又被言官李植弹劾而离开。从此逢迎君王的过错来毁谤张居正的，更是信口雌黄，肆无忌惮，几乎不知道人间还有所谓公道是非了。等到历时已久，张四维等务求以宽松的政治迎合皇上的心意，结交人心，全部和张居正的所作所为相反，以寻求保住俸禄官位，朝廷纲纪因此遭到重大破坏，而张居正一生耗尽精力以惨淡经营的，几乎全部归于乌有。于是人们开始渐渐回想张居正的政绩，而渐渐加以称赞。万历十八年（1590年）蔡时鼎上疏弹劾申时行，有说：

    张居正的祸端，在曲从私情危害公正；但其执行法令专任国事，还足能有益于国家。现在改革他为政的优点，而继承他的私情；全部遗弃他维系天下的人心，而巧于私求他欺骗下属的伎俩；只是想着祈求赐福，不顾国家的祸患。像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使他成为天下的宰相呢！（见《明臣奏议》）

    这仍然是寓褒于贬，不敢直接颂扬张居正的功绩，但是已经足够为张居正发泄胸中不快。到万历四十年（1586年），其子张嗣修搜集遗著，以此刊行发布于世，然后张居正的功业才渐渐被人重视。如沈鲤在为张居正遗集作序中所说，就已经颂扬到了极点，大大地申明公正的言论。沈鲤说：

    太岳张公集若干卷，就是张居正做宰相时的功业。当时皇上（指神宗）年幼登基，全天下大政，逐个委任张居正。张居正也感念皇上的恩遇，一直以身担重任，想要一切修明祖宗法典，而综合考核名实，赏罚严明，不避怨嫌，毁谤赞誉利益损害不予关心。朝廷内外因此凛然严明，没有不守法的官吏，而朝廷也没有革除了不实行的法令。十多年间，海内清平，少数民族臣服，不能说这不是张居正的功劳啊。只是人的常情害怕约束而喜欢因循，一旦将他们绳之以法，会被认为是苛刻。而张居正施法更加坚定，奋争更加努力，因此就与社会相抵触。但再有一两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有很多人不容易识破的，他的行为没有不像是刚愎，像是少有宽容，像是专权，像是纯任霸术，像是与金革变礼最终不完全吻合。皇上一时虽然宽容，实际上已经不能不怀疑。这时张居正已经去世，谏言的人更加以欺骗为说辞，皇上的眷顾宠爱已经改变，而张居正的祸患就解不开了。到现在看场的人还是有很多不满的话。但看他先以公法后以情理，以国家大事为先，以身家性命为后，任劳任怨，以助成万历十年太平，我国明代宰相般的功业，确实不容易多见了。（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沈鲤《张太岳集序》）

    沈鲤是张居正所选拔的士子，他作序时官至大学士礼部尚书，而他所有的言论都是这样质朴真实，并且也不会因为老师的情谊而对张居正有所隐瞒徇私，实在是难能可贵。同时张居正还有一个学生吕坤在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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