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诸家之评论

坤在张居正的遗集书后面，对张居正的功业和精神，尤其有精细周到的批判，大略说：

    先生……丰功伟绩天下昭著，至今不可磨灭，那么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说就是担当。……现在皇上以十岁登上帝位，……在这个时候，慈圣太后李氏、仁圣太后陈氏有一起被称为太后的尊贵，众宦官掌握着国家大权，外戚攀附而欺凌，而且正值汉那吉侵入，两广发起怀远之军，国内颇多颓废的政策，承当这样艰巨的重任，难道不困难吗？先生顾念先帝临终遗命的重大，蒙受圣明君主的知遇，以天下重担挑在两肩，以四海欢欣悲戚会为一体，不能推诿，坚定地承担着。但接受天下的功劳容易；肩负天下的怨愤艰难。先生以一身系国家安危，爱憎褒贬等同浮云。恐怕君主德行有亏要求有御前讲席，所以皇帝的明鉴有图说，每天的讲席有定规。以明察局势是放纵还是畏惧而施行治乱，所以交给君主，严格的约束他。建立考核体制以监督巡抚和巡按，减省驿递的破费来体恤穷困的百姓，限制进取以重视学校，核实地亩以杜绝分歧和欺瞒，规定检举揭发以阻绝行私请托，合并催收租税以禁止强征拖欠的赋税，注重诛杀贬谪以告诫贪婪凶残的人，申明宗藩的条例，裁减冗滥的官员，考察侵吞牟利的粮饷，清理自私占有的田地，严格执行死刑的处罚，使九州的人小心谨慎同心协力，轻慢放肆的官吏凛然奉法，肆无忌惮议论的士子停止歪理邪说而尊王，事情可以安守常规的，不改弦更张来开启后来的争端；时势应当变通的，不因循守旧来酿成尾大不掉的势力。国家如泰山般稳固，疆域如金瓯般完好，内忧外患都不产生，北面没有敌国的侵扰，南面没有不受节制的枭雄，五种兵器腐朽不锋利，四方百姓安居健康。这种功劳，是谁建立的呢？张先生愿意担任之心，胜任之手，果断实现敢于担任的实效。如果张先生躲避艰难的危险，考虑自身，依靠一个人的特别恩宠和关怀，联结四方百姓的欢心，国家刑赏完全足以供他使用，这谁会高兴呢？即使不是这样，过着十分悠闲自得的生活，沿袭积弊，固守陋规，全国上下习以为常而安居其中，那谁会产生怨恨？那就是张先生不作为了。噫，伊尹自以一身肩受天下的重任，难道超过他吗？（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吕坤书《太岳先生文集后》）

    从此以后，私家撰史者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渐入正轨。只是害怕君主专制的淫威，在神宗一朝，始终没有人敢为张居正诉说他难以昭雪的冤屈。直到熹宗天启年间，才由邹元标为张居正上奏并获得批准恢复原官以及赐予安葬和祭祀。到此，张居正有功无罪，才重新获得明朝廷的认可，然而距离张居正去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此时明王朝也岌岌可危了。（按：邹元标在张居正生前，曾对张居正肆意地攻击，大骂他为“狗彘”————见本编第十章————而且邹元标因此而被朝廷杖责并放逐；居然在张居正死后乃以直报怨，为他洗刷冤屈，得以沉冤得雪，他也是一位有心人啊。）崇祯末年，国事愈发败坏，难以收拾，国人于是更加回忆张居正的功劳，尚书李日宣等人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上疏请求，当中说：“原首辅张居正受穆宗皇帝遗诏辅政，侍奉皇祖（指神宗）有十年之久，肩负国家重担，任劳任怨，改革整顿，助成万历初年之治。当时中外太平，海内富盛，纲纪法度，无不昌明，他有功于国家社稷，时间一长就有定论了，人们更加思念他。”熹宗批准他的奏请，这时距离张居正去世已有五十八年了，明朝危在旦夕，到此才开始追颂张居正的功德，不也太晚了！有一位诗人曾这样感慨“恩怨终结的时候才能作出公正的结论，边疆危急的时刻才能知道人才的难得”。（王启茂《谒张文忠公祠诗》，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明朝崩溃以后，世事变迁，张居正身后的诽谤原本可随时代流逝而消逝，但是反对者却又写出史稿“而怀有私情的人为他的报复平息而高兴，追求名声的人制定或援用苛细严峻的法律条文”（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沈鲤《张文忠公论》），以导致是非不明，功过仍然没有办法判定。其中正如《明史》，正如《明史纪事本末》，正如可以借鉴的明显前例，对张居正大多都不能秉承董狐秉笔直书的做法，雪洗千古的奇冤；而谷应泰的《明史记事本末》尤其又纵容个人的偏见，做出揭露用心的言论；都不足以充当可信史书的眼目。《明史》虽然经过张居正的孙子张同奎在清朝康熙时《上六部禀帖》，请求改正。而得到将“荒谬构架诬陷的言论”删除，（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张同奎《上六部禀帖文后附记》）但在张居正的功绩，终究还是论说不详细，而且颇多不满，这在《明史·张居正传》，几乎俯拾即是，必须和同时代的几人的传赞相互参考，才能稍微看出梗概。从这以后虽然有林潞、袁枚等人略微申明张居正的论述，（林潞有《江陵救时之相论》一文，本编第十三章曾节引一段；袁枚《答洪稚存书》曾论及吴中行劾其座主张居正之不当；两文均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但仅是片段论述，不值得转移看法。于是张居正死后沉没在《四库全书提要》中所说的“毁誉不一，一直没有确定的评价”，几乎经历二百年这么久。一直到道光年间，陶澍为他重刊全集，其序文有说：

    明朝到嘉靖、隆庆时期，上下官员只知贪图安逸、吃喝玩乐，不关心国家大事，气象萎靡不振，江陵张文忠公出来而为之振奋，……他的精神气魄确实能挽救时局，而学识又足以发扬，确实是自古以来的奇才，不只是有明一代是很少遇到的。只是他的精明才干达到极点，接近于苛刻，不避劳累与怨恨，怀疑他专权独断；被不好的声名蒙蔽，于是导致抄没其家殃及子孙，这也是很悲哀的啊！在不被信任的时候，即使圣贤也难以承当，居高位的官员就算如同周公一般，依旧不免于被人诽谤，最终付出代价罢了，历经数百年，还有人执着仁智不能说尽，以议论他的后人。世上如果没有孔子、孟子，哪里有真正的是非？何况张居正不是周公，而想要把天下的重任，以伊尹的责任自居，难道不是太难了吗？（《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陶澍《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

    到此才能以公允的批评，矫正天下人的认知，可以说是张居正死后第一个知己。而同时陈銮也为张居正申辩，说：

    世人议论张居正的人，一般都说是夺情起复，结交冯保而排挤新郑（高拱）。现在试着以公平而不偏感情地告知；夺情一节，确实是君子所不能接受的；然而中期以来，宰辅习惯成了旧事，君主年幼初立，人心疑惧不安，受恩深重，在处理的时候，人们难以言说。至于说张居正不想离开，暗示部院把他留下，这篇文章捏造的说法，不足凭信。（按此下是讨论张居正勾结冯保是出于随机应变的考虑，已经出现在本编第八章引文部分，不再赘述）唉！孔子死后，天下没有确定的评价，《春秋》散佚，天下就没有可信的史书。张居正管理边防……，考察官吏政绩，在千里之外，洞若观火，英明的策略如李赞皇（李德裕）；处于两宫后主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和年幼的君主之间，心思缜密力量强大，不激进不随顺，办事干练而有成效就像吕文靖（吕夷简）。然而李赞皇被朋党（对李宗闵、牛僧孺等）所排斥，吕文靖也对范（仲淹）、富（弼）诸位君子不满。慷慨肩负重任太难了，而大臣谋求治国的心不容易表白（见同上又序）。

    王闿运之《江陵书院记》，又称：

    从前听曾文正公（曾国藩）说：“张居正和唐朝太尉李文饶（德裕字）都以恢宏瑰奇背负世俗的诽谤，而李文饶赶在国家强大之后，张居正正值朝政坏到极点，他的功勋更伟大”（见同上）。

    又有官主事的监利人王柏心，除了将张居正遗著里进呈朝廷之外，并且写有《悯忠赋》以怀念以往。赋中警句如：“由夫子执掌朝政啊，实是身份崇高而地位危急。难道不知道亢龙有悔啊，只是担心国家为此覆没。振作朝廷颓败的纲纪啊，不惜违逆众人的心愿。遭遇危机而陷入深阱啊，只有朋党激进！”“功业隐藏而罪责彰显啊，福禄已经盈满而灾祸到来。早晨如伊尹辅佐而晚上就成了浑敦四凶之一啊，怨愤的人又以谗佞来构陷。”“功勋轻于细微尘埃啊，罪责堆积如邱山。心怀忠信而排斥污垢啊，固然自古就已经如此。”（见同上）反而被时人所传诵。王柏心又给御史朱琦写信，称张居正的功业，朱琦回信说：

    张居正，是愚忠的人。大概是明显知道有害于身而去做的人了；明知道有害于身而有利于国家，又背负着天下后世的诽谤，而勇于作为的人。啊，这真是愚忠的人啊！（见同上《朱琦答王子寿比部书》）

    朱琦的这几句话，正和明朝的忠介公海瑞评张居正为“善于谋划国家，拙于谋求自身”（见周圣楷所撰《<张居正传>后毛寿登附议》）不谋而合。张居正地下有知，也应该引为知己了。从此世人对张居正的看法就不再被史书所局限，可以从张居正身后留下的著作中寻找；而张居正死后沉积两百年的冤情，也渐渐得以洗刷。降到近代，名流如梁任公、李岳瑞等，折中西方的学说，对我国历史人物重新估定他们的价值，对张居正更是加倍赞扬，许他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