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集录》评介

，就可以有相当大的不同。如佛教经典的古写本（中日相同），往往以ササ（两个草字头）为菩萨，而以两个草字头再加一点为菩提，卅卅是涅槃。这在专门研究的人，已经近于常识。

    附带讨论一下簿籍二字在中国财政史经济史上用法的异同。在广义上，这两个字，都可以相当于英文的register。不过，我个人的印象，从秦汉到唐，簿字多用于与物质有关的簿书（也许因此有主簿一官）。籍则多指户籍、名籍（因此有籍贯一词），尤其是在狭义时，专指户籍（如黄籍白籍）。自然二者也有通用之例（见下）。另外籍字自先秦以降，就有一个用法，是广义之税，作动词时，指“取税（于）”；作名词时，指取税之事，或所取之税。这个用法，在《管子》（尤其是《轻重》诸篇）里，用例甚多。唐宋以后的古文家，也偶有类似的用法（“籍没”的籍又有不同）。簿字则似乎没有类似的用法。正是一个有趣味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计帐的帐字，也值得研究，而且应该兼及中日韩三国的用法）。这里为篇幅所限，不能多举证，只提出一两点来讨论。

    户籍二字，最早见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及《管子·禁藏第五十三》“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这在池田氏的引论中，都已提到，而且在田结之下，加注（田簿）。按通行所谓房玄龄注（实则大约是尹知章注）是“谓每户置籍，每田结其多少，则贫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田界”条，引《管子》，并云“（注）：结要也。田要谓田簿”。（《中文大辞典》照抄）我猜想所谓注指安井衡的《管子纂诂》，原文是“结，要也，田要谓田簿。户籍亦登口数，就二者而考之，贫富可立辨也”。许维遹等的《管子集校》（1956年）不甚欣赏安井衡之书，在此处（八六一至八六二页）只引：

    丁士涵云：“结”者约也（《公羊传》“古者不盟，结言而退”），《说文》“契，大约也”，《周礼》有“约剂”，《左》襄十二年传“使阴里结之”，结即士师之约剂也。又司约“治地之约次之”，注“地约谓经界所至，田策之比也”，即此所谓“田结”也。今用文书要约亦谓直结。

    丁士涵是清儒。此说确是比较精密。但日本学人以田结为田簿，或可助证我的簿字多用于与物质有关的簿籍之说。（另外一个重要的词是“资簿”，至迟南朝已有，见《通典》一《食货》）附带提一下，“结”字在韩国，用为田亩单位，与产量及租税均有关，这里不及细论。

    唐代称记田的帐簿为“簿”，还有更直接的证据。《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开元）十九年，初置职田顷亩簿”，又“（大历二年）先是，州县职田公廨田，每岁六月以白簿上尚书省，覆实，至十月输送，则有黄籍，岁一易之。后不复簿上，惟授祖清望要官，而职卑者稽留不付，黄籍亦不复更矣。德宗即位，诏黄籍与白籍皆上有司”。看来黄籍比白籍更为正式，这与晋南朝户口的黄白籍的分别相似，白籍有临时性（此点论者已多）。德宗诏书的黄籍，是户籍（其中照理也包括关于户下田亩的记载）还是田籍，虽然不能确定，不过既然是“岁易之”，则多半是以田为主的帐簿。另外白居易《试进士策问》有“百官职田，盖古之稍食也。今稽其地籍，则田亦具存，计其户租，则数多散失”。田地亦称籍，是簿籍通用之佳例。

    还有“廪籍”一词。晋代张华《大司农箴》有“家有庐井，王有廪籍”。汉简作“廪名籍”，有“卒家属禀（廪）名籍”之例甚多。池田引论已引数例。这想是因为廪给以户口为对象，所以用籍字。

    这就引到池田最末一个附录“唐（8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榖簿”。这是一个罕见的文件。最初发表在《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列在户籍项下，题为《唐定与等户残卷》（萃文斋雒竹筠藏）。关于《敦煌资料》第一辑，池田在《东洋学报》第四十六卷第一号（1963年）有很长的评介，改正了很多错误。

    这个残卷的形式是记户下人名，年岁。人名旁附大写字指“石”数。末后总计全户石数，并列明实际谷物。例如：

    捌

    户索文端年四十六

    伍

    妻康四十一

    伍

    女大娘廿一

    叁

    女乞德六

    计贰拾壹石……

    韩国磐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四期，有《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一文，谈及此卷，认为是营田户或屯田户交的租。他说：

    从这个文件残卷来看，大体丁男交八石，丁妻交五石，次丁交七石，老丁交六石，成年婢与丁妻同，即幼年男女，亦分别交二石至三石。这个交纳数量，与唐代租庸调、户税、地税的规定均不符，是租额极重，一夫一妇之家得交十三石，口数多者交至四十或五十余石。这是甚么样的租呢？因为在骆元俊及后面石秀林户上盖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故可推断这该是营田或屯田户所交的租。

    池田不赞成此说，他指出残卷中有一岁的小儿（稚儿稚奴三石，稚女稚婢二石），七十八岁的老人（老男约六十一岁以上，六石）而且下及奴婢，都以年龄为准，分定数额。似可推定为食粮用的“谷类支给基准额”，而且这些数额，在大体上，相当于“年间消费基准额”。池田对此说法似乎颇具自信，因此改题为“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榖簿”，未附问号。

    如果我们要支持韩国磐的说法，并非不可能。按后魏大统十二年，“李彪上表，请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藏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则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通典》二）唐用大斗大斛，为以前通用的小斗小斛的三倍。六十斛在唐大斛为二十斛，如果一夫之田，指一夫一妇共同耕作，则二十斛与残卷一夫一妻合纳十三石（即斛）已甚相近。要再加上两三个小儿女，几乎恰好相当。在南朝宋元嘉中州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通典》四）十六已是成丁，十五至十三是次丁，课三十斛，相当于唐大斛十斛，与残卷之次丁七石，亦甚相近。

    再看池田的说法，这里有一个关键，是平均食量与向来的廪给量问题。我曾有两篇文字，一是《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发表在《国学季刊》七卷一号（19？年。这一期的印行，正当抗战胜利之初，现在已不易得。我自己也没有。哈佛汉和图书馆所藏的一册近年也不见了）。一是《论东晋南朝县令俸禄的标准————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质疑》，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二号（1962年）。在第一文大体证明，汉以降大男廪给，每日约五、六升米（小石，汉代大石量粟小石量米，为五与三之比）。夏侯阳《算经》的兵“人日给米二升”是唐代大升，即古之六升。

    在第二文，我的主要论点是“魏晋南朝，大体沿用汉制，县令年俸千石至六百石（石即斛），是法定标准，证据见下。六百石指的是粟（未舂），依照汉简及《九章算术》粟五米三比例，折成米（已舂）三百六十斛。若依汉代半钱半谷，每月米五十斛，正好每日五斗。所以五斗米应是汉以来低级县令的日俸（严格说是半俸标准）”。

    这篇文章，又提及《历史研究》1957年第十期张志明与缪钺的讨论。张志明举出汉以前及汉至南北朝许多条记载，证明古人的饭量是一月吃米一石五至两石之间。南北朝时，一般人一天吃古小斗五升米左右。他举的最后一例是唐杜甫“日籴太仓五升米”，我想应该补充说明这是古小斗，而不是唐大斗，不及二升。

    张志明的计算，大体可据。至少还可以另外补充两条证据。一是魏邓艾主张屯田淮南北“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也”。依此计算，兵食每年谷六十斛，相对于米三十六斛。另一条是《周氏冥通记》（此书以道藏本为佳，《丛书集成》据《秘册汇函》影印，错误甚多）卷四“何意顿取人三百斛谷”一事注云“计三百斛谷是百三十（联陞疑作百八十或百五十）斛米，平人六年食”。平人二字，大可注意，平人六年食三百斛谷，一年五十斛，较军人为少。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以唐人日食古五升米计，三百六十日为古十八石，折成唐大石，为六石。与池田之估计甚近。这里又涉及营田屯田的收获量与输纳量问题，多数情形，是官与屯兵屯民中分，或官六而军民四（特别是在官给耕牛的情形之下）。所以输纳量与耕者（包括家属）消费量之相近，正不足异。池田之说，亦非无理。究竟谁是谁非，似乎尚待研究。不过廪给多是按月发放，而且往往要有领取字据，这在汉代已是如此。这个唐代残卷，显然是以年计，也没有领收的证明，这是池田给榖簿说的一个难点。

    附带讨论与唐代屯田营田有关的一段相当有趣的资料。《册府元龟》卷五百三（邦计部、屯田）云：

    李承大历末为淮南淮西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尝（即常，避明讳）丰堰，以御海潮，屯田塉卤，岁收十倍。至德宗初，严郢为京兆尹，宰相杨炎不习边事，请于丰州屯田，发关辅人开陵阳渠，人颇苦之。郢尝从事朔方，晓其利害，乃具五城旧屯及募兵仓储等数奏曰：按旧屯沃饶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其诸屯水利可种之田甚广，盖功力不及，因致荒废。今若发两京关辅人于丰州浚渠营田，徒扰兆庶，必无其利。臣不敢远引他事，请以内园植稻明之。且秦地膏腴，田称第一。其内园丁皆京兆人，于当处营田，月一替，其易可见。然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内园使犹僦募不占，奏令府司集事。计一丁岁当钱九十六千，米七斛二斗。计所僦丁三百，每岁合给钱二万八千八百贯，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岁终收获几何。臣计所得不补所费。况二千余里发人出塞屯田，一岁方替。其粮谷从太原转饷，运直至多。又每人须给钱六十三千，米七斛二斗。私出资费，数又倍之。据所收必不登本，而关辅之人不免流散。是虚畿甸而无益军储，与天宝已前屯田事殊。臣虽至愚，不敢不熟计。惟当省察。疏奏不报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记载。其中数字前后相符，应属可信。《新唐书》卷一四五《严郢传》记严郢奏文，则作：

    即奏：旧屯肥饶地，今十不垦一，水田甚广，力不及而废。若发二京关辅民浚丰渠营田，扰而无利。请以内苑莳稻验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给钱月八千，粮不在（内），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县共之。计一农岁钱九万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岁僦丁三百，钱二千二百八十八万，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终岁获不酬费，况二千里发人出塞而月一代乎。

    显然是《新唐书》的作者把严郢的普通公文修改成为典雅精简的古文（这对于研究文体的人是一段大好资料）。不过其中的“米月七斛二斗”，如果月字不是衍字，恐怕是《新唐书》作者因为读了上文“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引起的误解。

    《唐会要》卷八九记此事，文字近于《册府》，“且秦地膏腴”且作“其”，亦可。下文也作“然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下文则作“计一丁岁当钱九百六十，米七斛二斗。计所僦丁三百，每岁合给钱二万八千八百贯，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九百六十与上下文不符，除非把上文改成月给钱八十，但与下文仍不符。又下文云：“又每岁人须给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六百三十，亦似不合。不过米七斛二斗之上没有月字。可以助证《新唐书》之误。这七斛二斗应是一年的廪给，与我们上面的计算相近。可惜还不足以证成池田教授的解释。

    本文匆匆草成，恐怕难免疏漏，希望以后再补正。

    1972年2月17日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