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史前遗物和有关古代中国的传说

    本书的后几章将对迄今为止关于安阳出土物的各种专门研究作个简要叙述。这从关于中国史前的一些资料（主要是在近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发现的）开始谈起可能是有益的。先简单提一下最早的人类遗迹北京猿人和蓝田猿人。某些学者在探索蒙古人种的起源时仍坚持要追溯到北京猿人。这种理论主要根据形态特征，尤其是铲形门齿；现在绝大部分蒙古人种都具有这种牙齿。经专家研究，生活在约一百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也有这种牙齿。不管这些化石是否构成一个新属、一个亚属或一个类，这些实在的体质特征似乎给人类学家以深刻的印象。近年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许多地方发现的荷谟形科化石，尽管是残缺不全的，但总的来说它坚定了关于现代人类的蒙古人种支系曾在东亚进化的信念。笔者本人仍不相信迄今为止积累的材料已确证了这一事实。决定这起源的本身不仅是个极重要的问题，而且肯定关系到中国人的形成。总的来看，中国人的种族历史无疑与整个蒙古人种迁徙的早期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文明，近年的研究揭示，它的早期根基并不比已发现的散布于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早多少。早于新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时期的遗物，还有旧石器时代遗址确实偶有发现，但它们与中国历史的文化关系仍是不清楚的。所以，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考查殷商文明的历史背景也许更为合适。

    我们把着眼点首先放在恒河流域一带，考古发掘在那里发现了从中石器时代起似乎连续发展的古代遗迹。那些遗迹是按相反的顺序发现的————历史时期、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故将来有可能在这地区发现时代更早的遗迹。

    按我们目前的看法，甚至几年前在恒河上游地区发现的中石器时代的遗迹似乎与历史活动也只有很疏远的关系。无疑农业一旦开始，中国文化就跳跃式地向前发展。中国的动物驯养与植物栽培是由于外部的影响还是自身的发展，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到仰韶文化时期已不再是处于农业的初级阶段。十分清楚，那时黄河流域一带，几种粟已是普遍的主要食物，有时也种稻米。有些人认为仰韶时期高粱、大豆也普遍食用，这不是不可能的。驯养动物除狗和猪外，还有牛、鸡、羊，可能还有马。骨器和陶器是主要的手工业品。制陶业已高度发展，产品至少可分两类：日常生活用具和专用于装饰或宗教的器具。后一类即所谓“彩陶”。这类陶器被广泛收集并进行了一定的深入研究。笔者当年作为一个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曾有机会在一个彩陶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前面已说过，这个遗址叫西阴村。在我研究彩陶标本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彩是用毛笔绘上的，这种笔与每个中国孩子开始学写字时用的笔没有多大区别。特别明显的是在西阴村彩陶上各种笔画末端，仍保留着细毛的痕迹。这是1926年我为清华研究院和弗利尔艺术馆准备一个报告时的观察，但因该报告仅限于介绍手工制品，故未提及此事。(1)

    吴金鼎在《中国史前陶器》一书中指出，刻纹作为陶器的纹饰技术第一次发现在山东城子崖的黑陶文化中(2)。在较早的史前遗址中，当彩陶盛行时，似乎没有刻划纹的陶器，虽从技术上讲，在软泥上刻划要比彩绘容易。然而考古研究已证实，中国史前陶器的表面纹饰，彩绘技术较刻划出现为早。当彩绘支配仰韶陶器且形成它的最显著特征时，就通常称为黑陶文化的龙山文化来说，似乎有着比陶器纹饰更重要的文化因素，如骨卜。但作为陶器纹饰技术的刻划逐渐代替彩绘的事实，似较最初的想法更有意义。在本章的后一部分，我再较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从科学考古学的观点看，龙山似是中国史前文化的最后时期。安阳考古的田野工作者实际上就在紧靠殷商遗物下面发现了黑陶文化层，但这两个文化层相距的时间是长还是短，仍是个有待说明的问题。

    据传统文献记载，商朝前有个夏朝。夏朝前是对中国文明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传说中的早期统治者。当现代考古工作者证实几个不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于华北及其他地区时，这些早期的传说与这些考古发现相互间可能发生联系吗？

    让我们看看有关王朝建立以前的传说人物的传统记载。过去的史家把中国文化的一些最重要成分的起源都归功于这些人物。在这些传说人物中，至少有四个人要在这里简单谈一下。

    （1）黄帝。据传说，他为了统一疆土曾在阪泉和涿鹿打了两次大仗。此二地一在北京西北的察哈尔，一在河北省的保定一带。司马迁推测他的领土东临大海，南至长江，西到现在的甘肃。在北方，他赶走了可能是汉朝时匈奴的祖先部落之一的荤粥。黄帝是传说中的重要人物，这不仅是因他在《史记》中居于“五帝”之首，而更重要的是直到现在，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子孙。

    （2）养蚕的发明常归功于黄帝的第一个妻子祖。

    （3）周王室的祖先弃，是中国黄金时代的两王之一舜的宫廷农业专家。传说他是第一个教中国人耕种土地栽培谷物和大麻的人。他的后裔被认为建立了著名的周朝。

    （4）夏朝的创建者大禹被视为中国第一个水利工程师。传说他成功地治理了古代中国的黄河与其他河流。

    与传说有联系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考古学已证实：养蚕和农业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在华北地区发展；史前水利工程与农业发展有密切关系；而培育作物的耕地需要的增长，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如果我们像一些现代考古学者假定的那样，采纳农业发源地靠近陕西省南部的传统看法，那末农业必定首先沿黄河下游一带向东发展。所以抢救黄河下游被洪水淹没的土地无疑需要许多工程技术。在这个阶段出现一个巨人大禹的形象是不足为奇的。

    根据传说和司马迁的记载，禹不仅是个伟大的工程师，而且也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他当国王及传位于子的做法几乎酿成了一场革命。看看战国时孟子怎样维护他是很有趣的：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3)

    接着孟子详述了这件事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不顾其材料源于何处。尽管很显然，从现代观点看，除非仍有埋藏在地下还未被考古家发现的资料，否则真实情况永远也不能弄清楚。但夏朝的存在，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已被孔子和孟子承认。

    在《书经》的传统版本中，约有六章为《夏书》。但经后代批判性审查后，可以证明除西汉初伏生传的《禹贡》之外，所谓《夏书》中的大部分记载是后人的伪造，甚至这一篇也被认为是东周时编纂的，但属于汉以前的原文，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篇对大禹治水予以极详细的叙述，而毫未谈及夏朝的建立和后来王朝的历史。所以“五四”运动时，当古代中国历史研究复兴之际，自由派完全否认禹和夏朝的存在。当时甚至像胡适那样著名的稳健学者也同意整个殷商时期应属史前。当然这些都发生在现代田野考古工作开始以前。

    司马迁关于夏朝的记述，虽简略，但大体上与孟子说的一样。另外，根据王国维编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4)，夏朝历471年。此外，与一般传统记载相反，当禹的继承人启即王位时，益起而反对。据说禹欲将王位传给益，孟子说大禹原来曾“荐益于天”。按《竹书纪年》记载启最后处死益。这否定了孟子的话和司马迁的记载。过去传统的历史学家不注意《竹书纪年》中的这些细节，后来的今本则完全把这些略去。

    与司马迁的《史记》一样，《竹书纪年》列举了夏朝的统治君王并扼要记述了夏朝的动乱和革命。夏朝的最后一个王是声名狼藉的桀。从孔子起，就把他与商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封并提，两人都是残暴成性，并把国家治理得乱七八糟。历史学家通常把此二人等同，看作是在位最坏的君主。在穷奢极欲、迷恋酒色、听信小人谗言、排斥忠良等方面，二人是完全一样的。儒家学派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王朝会落到比较杰出的统治者像商、周创建者手中的原因。

    现在，该谈谈这一章的关键了。问题的要点是如何在史前和历史二者之间划界线。对这一问题从19世纪末发现甲骨文以来就进行了激烈争论。七十多年学者研究成果的积累，至少澄清了某些古文字和历史学的面目。最重要的是确立比商王朝创建者汤早得多的王室祖先世系；但商的始祖即传说中的契的名字能否在甲骨文中被确定，虽然一些学者作过努力，但仍不能十分有把握。

    王国维在两篇文章中试图探讨商王室的迁徙，即从契到汤八迁，汤以后的王都有五迁(5)。王还根据经史书籍中的材料考证都城之所在。他是在刘铁云和罗振玉首次把甲骨文向学术界公布后做这些研究工作的。

    无疑这是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很显然，在此基础上一些问题仍不能得到解决。确定史前与历史二者间的界线，这要有现代考古学的基本知识。甚至到现在，由于下列种种原因，此一问题仍处于未解决的状态：

    （1）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2）甲骨文字不能全部辨认，致使一些内容仍不清楚。

    （3）可识的甲骨记述证实了大量传说历史，这迫使不少学者重新估价文献记载。

    还是让我们转到一个有关商朝历史的重要传统记载来看一下，这是一段很长的引自《书经•盘庚》的话。

    盘庚［欲］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6)

    上面的引文，约写于公元前2000年，这是经过阎若璩那样的注释者极严格的考证后认为是真的《书经》的少数几篇之一。现代学者较全面地研究了原文的内容、语法和词汇，总的来说确证了阎的结论。即使如此，这些材料也很难视为与盘庚同时代的。笔者的同事屈万里和其他几个人倾向认为《盘庚》篇的原文写于殷商后期或晚至西周早期。

    《盘庚》分为三篇，仅下篇论及迁都后发生的事。上、中篇是盘庚对那些不听他的话及制造障碍和违抗命令的人进行劝说或警告。

    盘庚讲得很清楚，旧都已不适居住，不迁徙人民就无法生存下去。然而，为了生存为什么必须放弃旧都的具体原因，原文中没有提及，只简单说“不能胥匡以生”。

    李雅格（Legge）的19世纪的英译本，尽管多数的英文读者能理解，但很难看作是对于三千多年前古代中国传下来的真实材料作出的确切翻译。正如大多数十七八世纪的中国的注释者一样，为了解释清楚词意遂插入自己的话。例如在上篇第一句“盘庚欲迁于殷”中，“欲”是译者为使原文易懂又有逻辑性而加的。中文的原本甚至现代的版本中，无论以任何形式表达都无此字。但大多数注释者认为，上篇是叙述盘庚企图劝说那些对迁都于殷不满的公众，增加原文中没有的“欲”字对李雅格来说是合理的，他是根据中国的注释这样作的。这种增加是可以理解的。有不少难解的段和词，包括误刊，中国学者研究了几百年没有任何明确的结论；然而李雅格有勇气把它译成易懂的英文，这当然是大胆的尝试，但这并不是说他解决了从汉朝到现在一直迷惑中国学者的所有的古文字问题。

    引用李雅格的一段话可能是有益的，他在翻译时考虑到这段话是这部重要文献的主要内容。他写道：全书围绕从河之北迁都到河之南殷这个中心问题。王知道迁移是必要的，但遭到不愿迁的人及大家族的反对。上篇讲他如何为自己的措施申述。包括两段讲话，分别是对一般人民和那些在高位者讲的，希望得到他们真诚的协助。中篇叙述迁移的情况，他们虽渡过了河，但仍不满意。王通过一个长篇诚挚的讲话竭力为他的迁都政策辩护。下篇是迁都的完成，开始新城的设计与建设。王对民众和首领们作了第三次动员，要求他们忘掉不满，与他合作，遵循伟大天命，建设一个王朝的新首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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