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史前遗物和有关古代中国的传说

;   李雅格上面的叙述与同时代的中国经学家一样，在地理知识方面出现了缺陷。例如他们无法确定殷的当时位置，他们不清楚殷位于河（黄河）之南还是北。

    但是，译者可以向西方读者写清楚某些历史事实，这是重要的。因它们不像《书经》一样仅仅依据传统记载，而是有极大的近代考古学价值。

    八十多年后，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教授出版了他的《书经注释》(8)，这些注释仅包括直至当时汉语音韵学和古文字学其他分支的研究成果。作为研究汉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高氏以自己的观点全面研究过这些成果。但与他的先辈一样，他没接触到作为整体的重要古典著作中的某些基本问题。例如，这些古典文献可能有多早？有多少后来的伪作与先秦的原著混杂在一起？高本汉不想提出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它可能引起过去发生过的争论。但《盘庚》中的主题是盘庚想从旧都迁到称之为“殷”的新都。这至少提出三个重要的地理问题：

    （1）盘庚的旧都和新都在何处？

    （2）文中说“于今五邦”，研究古籍的学者认真考证了这五个都城的名称，但能确定其具体位置吗？

    （3）一个进一步的地理问题是盘庚“惟涉河以民迁”，原文设有指明方向，一般认为他们渡过的可能是黄河。若是这样，则按什么方向从河的一边渡到另一边？因为两座都城的位置都没有确定。

    过去的注释者在这类问题上花费了不少时间。王国维教授是参加探讨这些问题的著名学者之一。甲骨文发现后，他澄清了殷和商两个字的古代用法。如前所述，他又成功地论证了商王朝以前的祖先世系。但在安阳发现的资料中有一个重要的空白，即最早的甲骨文资料似乎只到武丁时期。因为在新都有比武丁早的包括盘庚在内的三个王，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在甲骨上保存记录是个老方法，为什么契刻卜骨要在盘庚到新都后很长时间才开始？

    在南港和其他地方，对这老问题的研究另辟了一条新路，即研究卜骨整治方法的演变，也就是研究占卜者留下的灼痕，钻、挖的凹窝的形状。众所周知，骨卜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华北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使用，笔者在城子崖就亲自发现过这种占卜用的骨头。但几十年来，老一代考古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卜辞上，几乎完全忽略了骨卜的方法本身。只是在几年前，研究所甲骨室的一位老资格的助理员，墨拓甲骨近二十年的刘渊临先生提出系统研究这被忽视的资料的建议。有几点已很明确：

    （1）灼法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了巨大变化。

    （2）钻挖凹窝的方法有大的变化。

    （3）在小屯，肩胛骨也明显比龟壳更早使用。

    刘君在其最初研究中已能证明以上各点。(9)此外，他把卜骨的钻窝的某些形式与城子崖首次发现的类似的钻窝方法（在用火灼以前）联系起来。刘发现在一块肩胛骨上面有早期的挖窝并刻有一字。这个字说来也奇怪，可看懂是“盘”。两竖道中间连着两横道（像英文字母中的H再加一横道），它确是甲骨文中“盘庚”名字中的第一个字。

    这种探讨导致的结果如何，还很难说。最近郑州发现一早商遗址，其中心在二里岗，一些权威人士考证其为隞或嚣。这一遗址提供了丰富的比较材料。但在此出土的有字甲骨极少，迄今据说仅发现3片。似乎无人从技术上对此进行比较研究。

    最近广泛的考古发现常有涉及早商首都的遗址，特别是在河南西部和南部、山东、河北南部发现的大面积的夯土遗址，据说在这些地区有十多处可以定为商朝时期的。但除郑州和像河南西部偃师附近二里头的几个遗址外，没有进行多少研究。所以早商的五个都城的确切地点多数仍未确定。就连把郑州遗址当作隞或嚣的考证，也还不是定论。如若这种考证能成立，那末《盘庚》中难解之处如“既爰宅于兹”和“惟涉河以民迁”也就清楚了。而且迫使盘庚迁都的原因也可推测出，可能是黄河泛滥。洪水几乎每年都要淹没郑州及其附近土地，这使盘庚不得不选择另一处为行政中心。

    看来中国考古学者可能很快就会弄清这些地理问题和其他有关达到殷商文明阶段的古代中国的人种学问题。但仍存在某些有关传说中的历史问题。

    传统历史非常重视从夏开始包括商、周的“三代”。现代考古证明了商、周的历史真实性。传说认为开始实行世袭君主制的夏是建立了王朝的古代黄金时期的三代中的第一个。但直到现在，考古学仍不能明确指出夏的范围。

    从司马迁的著作、《竹书纪年》和《书经》看，夏代各王的名字几乎完全知道了，但仅最后的一个和第一个王的传记有较多的记载，其他各王则很少。

    约半个世纪前，当现代考古学知识开始引起中国史学家的注意时，曾有人试图考证安特生发现的仰韶文化和传说的夏朝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小屯发现的一片彩陶公布后引起了讨论。徐中舒教授在1931年发表的关于小屯与仰韶的关系的文章中，以过去的记载详细研究了夏朝的区域，认为新发现的彩陶文化的分布与传说的夏朝的中心地区相一致。(10)按徐的看法，《逸周书》记载了夏朝创建者大禹的都城靠近伊河和洛河。大家知道，这两条河位于现在的洛阳附近。

    1926年我在山西南部的考古旅行，路经一个与夏朝的称呼一样的县城————夏县。在那里我不仅发现了西阴村彩陶遗址，而且也发现当地传统称为夏后氏陵的墓地。一年后发掘彩陶遗址时，没有机会去看这组王墓。我在此提及它主要是为将来探讨这个重要问题提供一些考古线索。

    总之，我认为虽然关于夏朝的传说的历史根据还没像商朝的一样被证实，但忽视它的存在是草率的。这是由于：虽然《书经》中的许多部分，特别是那些属于高本汉所说的“伪孔”即所谓《古文尚书》，已证明是后汉时伪造的，但仍有《禹贡》及少数其他篇段可能是有着夏朝的一些历史根据的。徐中舒教授和其他人在近来的研究中提出来比传统记载更多的确凿证据，他们考证仰韶文化即为夏朝。证据仍然不足，但他们的推测可能有助于解决中国古代史的一些其他问题。

    在早期的一些报告中常提到，安阳出土的成千上万的文字资料中，有时会发现在骨头上甚至在陶器和石头上有用墨写的字。也就是说我们在殷墟发现了毛笔书写的遗物，就如同那些汉朝写在木简或竹简上的字一样。

    写在木、竹和纸上的字在适宜的条件下可以保留很长时间，特别在气候干燥的条件下，如在沙漠中。但墨写在其他材料上，如石、骨和象牙等，保存的时间不会长。大部分保留下来的写在骨头上的字，即使是笔迹清楚，但墨已严重褪色。这一点很重要。它提醒我们考古工作者，能发现可辨认的甲骨记载是多么幸运，主要是因为这些字刻在龟壳和骨头上。若仅用毛笔写而不是刻的，这些文字记录能否这样大量保留在土里流传下来，是很难说的。

    我们发现了用墨写在骨、石甚至陶器上的文字记载，这件事立即向田野考古工作者暗示，如果走运的话，有可能会发现与骨卜无关的用墨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记载。但我们田野考古工作者在这方面没有像探寻甲骨那样获得成功。这失败并不意味墨写形式的记载不存在。它们也许埋藏在其他地方，或者全部腐烂损坏了。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是存在的，即在殷商时期的卜骨刻字出现以前，中国文字一定有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我认为重视这个长期的背景过程，就可能有新的路子。

    从发掘报告中得知，一些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在半坡彩陶遗址很注意有一些刻在陶器边沿上的，被称为是原始文字符号的发现。据说，有一些可鉴定为中国原始文字，其中有几个很像刻在卜骨上的数字符号。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者和古文字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刻划符号上，即使是彩陶上的。

    重读徐中舒教授关于小屯和仰韶之间关系的文章(11)，使我考虑到，既然墨写的字存在于殷商时期，就可能远溯到彩陶时期。我心中萌发的基本思想是：

    （1）很明显，彩陶片都是绘的，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被承认，但它是怎样绘的呢？仔细考查告诉我们，给彩陶绘彩的艺术家一定是用类似写汉字的中国毛笔之类的画笔。

    （2）给陶器绘彩的艺术家也可能绘别的形象，如走兽、鱼和鸟等，正像被半坡、庙底沟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标本证明的那样。

    （3）墨写卜骨的发现，明确表示殷商时期毛笔写字的艺术已流行。

    （4）更有趣的是相当多的卜骨片上的刻字清楚表明，刻划线条可能源于勾刻彩色笔道的轮廓。图24的例子足以说明这点。

    图24　古代、现代的汉字与甲骨文（据日译本）

    早期的古文字学者认为这些不同是偶然的变化。图24的例子似表明因技术的改进促成外形的变化。用毛笔和墨写的字，不论黑或红，笔道粗还是细，这只是个人风格问题；一旦字被刻在骨头或其他材料上，小工具尖锐的刃在刻肥笔时自然非常困难或几乎不可能，其结果是所有的笔划都用细线刻。为了刻演化为肥笔的字，如山字的竖划及王字的底部，掌握新技术的工匠发现需要或用细线先勾出粗划的轮廓，或就用刻细划代替用毛笔写的各种原来的粗划。

    如若说这些想法还有意思的话，就是它也许可以说明在契刻甲骨文字以前的古代中国书写的变革情况，也能解释殷商时为什么有笔写的字，以及为什么在殷的前三个王统治时期，没有刻字记录保存下来。最重要的是它可说明某些字形变化的原因。有一点不能充分解释，即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较早的书写文字。可能因其写在易坏的物质上，如木简、贝壳或石头上。这些材料上的墨写字，和刻的字不一样，易被磨损或与材料本身一起毁掉。

    前面已谈过，使古文字学家几乎迷惑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是，尽管“殷”大概在盘庚时建为都城，但此处尚未发现比武丁时期更早的文字。迄今似乎还没有对此进行过成功解释的尝试。

    如果接受中国最初的记载是用毛笔写的理论，那么上面的迷惑之点也可解决。可能契刻文字的方法被采用为官方的正式方法仅在武丁时期（之后）。在此之前，大概绝大部分文字记载是用毛笔写的，因为我们在殷墟发现了这种文字记载的例子，而且彩陶在殷商时期之前又普遍发现，因而这个假说可以认为有可靠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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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看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

    (2) 吴金鼎：《中国史前陶器》（1938年）。

    (3) 《孟子章句·万章上》。

    (4) 王国维在研究中参考了注释本的《竹书纪年》，他认为这是较早的真本。参看王国维所著《观堂集林》（他在世时出版的一部选集）和《海宁王忠公遗书》（他去世后由他的朋友和弟子编选出版的一部较完全的著作集）。

    (5)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载《史林》第一卷，第1——15页，另见《观堂集林》卷九。

    (6) 参看李雅格：《中国经籍》第三卷（英文本），第220——223页。

    (7) 参看李雅格：《中国经籍》第三卷（英文本），第220——223页。

    (8) 高本汉：《书经注释》，见《远东古物博物馆集刊》第20号（1948年）。

    (9) 刘渊临：《卜骨的攻治技术演进过程之探讨》，载《史语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一分（1974年）。

    (10)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

    (11)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