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经济：农业和制造业

    ————殷商王朝的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

    当盘庚把都城从现郑州附近发现的可能为较早商都的隞（或嚣）迁到今安阳的殷时，毫无疑问，这个王朝统治下的大多数人已是耕种了数千年的土地上的农民。因而，农业自然是这个王朝财富的主要来源。自安阳发掘以来，已发表的主要依据甲骨刻辞写的关于农业发展的几篇重要文章，其作者都是著名的专门研究这种中国古代文字的古文字学家。下面三篇文章可作为例子，用以说明随着古文字研究的进展及农业科学知识的积累，对殷商农业的认识逐次增进的不同阶段。

    吴其昌在1937年纪念商务印书馆著名的总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寿辰的专集中发表的论文代表第一个阶段。(1)这是一篇充满了当时固执己见的解释，而经受不住严格检验的文章。

    第二阶段以胡厚宣的一篇重要论文为代表。胡原为董作宾的助手，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他到齐鲁大学。这所学校战时迁到成都，并邀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负责国学研究所。胡告别了中央研究院大多数成员在战时昆明所过的艰苦生活，辞去了他在研究所的工作。到成都后，利用他为董作见习生时摹写及研究发掘所得的甲骨刻辞的第一手资料，写了一篇关于殷代农业的重要文章(2)。这篇论文标志着客观地理解及无偏见地解释殷墟出土的原片甲骨刻辞的开始。

    最近，可称第三个阶段的是从几个不同角度研究殷商时期农业，特别是当作史前遗物，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比较资料。张秉权在1970年出版的纪念“中央研究院”前院长王世杰的专辑上发表了关于殷代农业与气象的文章，成为这一阶段的代表。(3)

    确切说出殷商朝领土的大致范围仍很困难。既然安阳是这个王朝最后的首都，所以就把它作为研究的起点。殷商王朝在此地是否建都273年仍有争论，但这里和邻近地区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是王国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看来是可以肯定的。

    若我们看看现代安阳地区，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先看它的农业。我们这些多年在此进行田野工作的人自然知道小麦和棉花是两种主要农作物。但最重要的农作物仍是小米，这是华北的主食，稻米和小麦也是日常食物。在河南省普遍种植小麦，而稻米并不普遍。这个地区的农民也种土豆和玉米，但较少。

    在上面提到的农作物中，大家知道，棉花、土豆和玉米是近千年内从外国引进的。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农作物是小麦、稻米和小米。其中小米被大量发现于新石器时代遗址，经专家鉴定属两种不同的品种：Panicum milliaceum和Setaria italica。在中国的术语中也有不同的称呼，但这些涵义不是根据科学下的定义。如“黍”一般译为“圆锥花序的黏小米”或简称“变种小米”；而“稷”被译为“圆锥花序小米”。在华北，直到20世纪中期黍米仍是农民每天的食物。

    很清楚，殷商时期一般是种植小麦和稻米，许多资料表明小麦、稻米是常见的作物，但尚不知民众对其消费程度如何。一些专家可能要提出关于稻的培育和小麦传播的技术问题，这不是我们要详加论述的；但这与当时社会经济基础有关，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实质，可稍为说几句。

    人们常关心安阳及其附近地区供水量的问题。现在，安阳地区不种水稻，是因没有充足的水量。那末，三千年前供水量比较充足吗？许多考古学者回答是比较肯定的，这有两个理由。不少资料表明殷商时期安阳的气候较潮湿温暖，安阳附近有象、犀牛存在，而杨钟健对安阳动物的数量分析也表明，在大量驯养的动物中，水牛与猪的数量几乎相等(4)。一个更直接的证据，虽带有推论性质，但却十分重要，即关于黄河下游的流向问题。据历史地理学者的说法，黄河的下游曾向北流并在靠近大沽的渤海湾入海。据经学家胡渭的研究，直到公元前602年，即周定王五年，黄河是从这个方向流入海的(5)。这位著名学者认为，从大禹到周定王五年的一千多年时间内，黄河下游一直向北流。他的《禹贡锥指》被认为是近三百年来清朝学术的楷模。从公元前602年以来，历史文献记载黄河下游有五次大的改道：（1）王莽篡位的第二年，公元10年；（2）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3）金章宗五年，公元1194年；（4）忽必烈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5）明孝宗三年，公元1502年。作者引证的黄河下游的这几次改道，在历史记载上是很有名的；它表明，胡渭在精确的现代地理知识以前所作的研究，离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太远。

    在安阳发掘的动物骨骼中，最使田野考古工作者惊奇的是一大块鲸鱼肩胛骨，它的上缘长1公尺多，而且还有一些来自这同一海中巨物的椎骨。这些发现物清楚表明，在三千年以前安阳至少已有某种与海滨地区联系的方便交通工具。这些也给胡渭复原公元前602年以前黄河下游河道提供了证据。这种地理的复原似乎也获得了大多数历史地图集绘制者的支持，例如1935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赫尔曼地图集》即是。

    在对甲骨记录中披露的殷代农业进行比较详细讨论之前，我想先概述一下殷商王国的经济资源，特别是三千年前华北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

    殷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据现代地质学和甲骨文的研究，关于三千年前安阳的气候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殷商时安阳的气候与现在大致一样。杰出的古文字学家董作宾为倡导者，他查阅了甲骨文中所有的资料以支持这种看法。(6)董的学生胡厚宣与董持不同的看法。他假定三千年前安阳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7)除卜辞的记述外，他还引证了其他考古资料如犀牛的存在等。总之，虽有一些人同意董的看法，但胡厚宣的论述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无论怎么说，杨钟健及其同事对安阳动物群的数量分析(8)这种证据，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如上所述，杨惊奇地发现，安阳动物群中，水牛是比其他类留下更多骨架的三种动物之一。据他估算，水牛骨有1000余块，至少相当于黄牛骨的3倍。这充分证明安阳的气候适于水牛生长的事实，就是说安阳的气候比现在潮湿得多。

    这些情况，以及此时的黄河为一具有巨大水量的水道的事实，似能证明安阳及其附近地区不缺乏水的供应。这并不说明必然会造成胡厚宣所主张的那时安阳气候的潮湿、温暖。但地质学家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在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华北沿海地区（即黄河下游）大概常遭水灾，主要是没有很好地开辟水道。这就使河北南部、山东北部、河南东部，即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布满了许多与黄河直接或间接相连的湖泊和小河。地质学家的一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黄河水主要来源于喜马拉雅山在更新世时堆积起来的冰川的融化。无论降雨与否，几乎每年夏季都要泛滥，进入历史时期后也是如此。这可能是从更新世结束以来的中国北方的情况。若承认地质学家这种解释，那末殷商人驯养大群水牛也就有足够理由了。此时我们大概可对这一地区种植稻米作进一步探讨了。

    可以回想起这样一件事。在甲骨文研究初期，甚至像罗振玉和王国维那样杰出的古文字学家也未能辨认甲骨文中的“稻”字。直到1934年，才华横溢的唐兰，综合多人的研究成果，首次给甲骨文的“稻”字以一个合理的解释。(9)唐兰的考释，相当一些人同意或支持，只有陈梦家例外，他认为此“稻”字代表与稻米完全不同的某个其他种类的谷物。

    现代考古学多次证明，在古代，从浙江到湖北的长江流域地区都种稻。稻的遗迹也在仰韶文化的陶片上发现。考古学者认为这是华北种稻的最早标志。至于安阳地区，尚未进行这样详细的考查。但自1934年以来，古文字研究者对甲骨文中常出现的新辨认出的“稻”字给予了密切的注意。日本古文字学者岛邦男非常辛苦地把甲骨文中的资料予以分类，于1967年出版了他的专著(10)。据他统计，有111条记载“黍年”，至少19条记载“稻年”，似乎没有“小麦”的记载。依据这些比较数字判断，小米有更长的种植历史，而且比稻米有更广阔的分布地域。现代考古学还不清楚稻米的起源。据现代考古发现所示，中国南方首先种稻，而小麦可能是从外地引进的。因而，即使在殷商领土的河北、山东和河南省这些种稻的地方，其种植面积也比小米（黏小米或非黏小米）少。然而在甲骨文中发现稻米产量的记录几乎为小米的五分之一时，似乎表明在麦和稻的种植上，殷商人一定大力提倡源于长江流域地区的，直到晚近才种植的稻米。

    商朝的远祖可能与首先种稻的长江流域土著居民有密切交往。商王朝以前的人与龙山文化时期的人有明显的密切联系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在安阳发掘时，我们的最引人注意而又迷惑了几批考古学者的地下建筑中包括地地下水沟。与这种地下建筑类似的例证最近在郑州附近一处更早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我们的谨慎的田野工作者对安阳发现的地下水沟从未给予任何进一步的、系统的解释。笔者现在认为，由于殷商的水稻种植在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得到证实，所以我们有可靠的依据认为地下沟网是殷商灌溉渠发展的遗迹。这样解释与该地区各种河流、池塘的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另外，安阳发现的沟似是盘庚迁都到此之前早商居民开挖的（图30）。

    图30　小屯发现之地下沟渠，据推测为灌溉用

    如果我们把稻米种植作为这时期该地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那末它就为殷商人的远祖与中国东南部尤其是淮河、长江流域的居民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证据。这些以后还要谈到的重要联系，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许多在安阳发现的，但至今仍不十分清楚的其他考古现象。例如，釉陶即是其中之一。这种陶器开始出现于安阳陶器群中，其制造技术和器形完全是独特和陌生的。但是最近的考古发现已证实，最早的釉陶大概与位于安阳东南的江苏北部青莲岗文化有关。

    另一例是养蚕。虽然丝本身已发现在安阳的青铜器和其他手工制品上，但还未进行科学鉴定。而“蚕”这个字确在一片甲骨刻辞中出现，并受某种祭享。看来殷商人已植桑养蚕。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长江流域的钱山漾遗址发现了显然为丝的遗物。若把所有零星发现的养蚕遗物的材料汇总一起，可看出虽然丝最早出现于仰韶时代，但可以更有理由推断它是早期长江流域文化的一部分。从钱山漾这样一个地方，在文明史开始前，丝、稻米和釉陶一道向北传播，于殷商时期更推进一步发展。

    在我们结束谈论农业资源的问题前，还要说一说小麦。小麦很显然也是殷商时期主要谷物之一。很早前古文字学者推论小麦是从外国引进的，主要依据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最初甲骨文中的“麦”字也被释为“来”（“麥”——“来”）；从这个字有两个含义出发，他们推论这一定是由于华北的小麦是从其他地方引进的农作物。笔者认为这一推论是牵强附会，不能成立的。然而，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既无法支持也无法反驳这个推论。

    无论如何，小麦在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种植，大概已是个既成的事实。若甲骨文中记载的华北的小麦是从西方或其他地方引进的，这也不奇怪。据张秉权教授研究，小麦在中国种植，再晚也在最早的甲骨记录之前。(11)小麦的种植是否像小米那样普遍，这很难说。根据农业祭仪，包括在求雨、求禾、求年及许多其他祷告中提到的庄稼来判断，小麦无疑是当时主要农作物之一。

    总之，最近五十年来学者们各种研究的结果，使我们有了关于殷商农业资源的丰富资料。毫无疑问，一般平民以小米为主要食品并酿酒，而小麦和稻米似为比较特权的人士食用。

    张秉权根据甲骨记录中提到的与农产有关的各种地名，并对其进行了研究考证；推测当时地域的分布，北至山西南部，西到陕西东部，东临山东的临淄，南及苏皖，东北至哪里他未确定。这大片的良田沃土似乎包括了后代史学家称为中原的大部分，无疑这也是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

    商代人是否百分之百地过定居生活，这一直是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不少人认为殷商居民一部分仍过着放牧生活，甚至处于游猎阶段。羊和牛作祭牲屡见不鲜，据此可判断殷商人中一部分是王朝统治下的草原牧民。

    下面谈一下自然资源。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殷商渔民和猎人有高超的手工技艺。商代人在石、蚌、骨上雕刻小鱼为护身符习以为常。鹿是安阳三种最多的动物之一。这与甲骨卜辞中田猎的记述共同说明：逐捕野兽是王室体育活动之一。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安阳及附近地区，或在西部靠太行山麓，有许多野兽经常出没的茂密森林，而沿黄河下游一带有不少产鱼的湖和溪。

    手工艺、制造业和贸易

    关于殷商的工艺技术将在下章的装饰艺术中论及，但在这里作一个概述，可增进我们对殷商文明的经济基础的了解。安阳考古发掘期间，出土的手工制品大大加深了我们这方面的认识。因为这里手工制品异常丰富，很容易按照一般的理解，根据手工制品的质料把它分成几组。笔者认为分以下几组较宜：（1）石业，包括所有的石制品，既有装饰品，也有实用器物；（2）陶业，包括所有陶器；（3）制骨业；（4）青铜业；（5）其他重要产业，包括纺织、建筑工程和交通运输等。还需指出，安阳出土的某些手工制品不能列入上面任何一组中，例如大概从外地输入的穿孔贝。但总的来说，上面的几组产业包括了这时期物质文明的最基本方面。下面简要讲讲四组较重要产业的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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