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经济：农业和制造业

p;   石业　在所有人造工具中，石器有着最古老的传统，至少远到考古学家能证实的时候。当然在20世纪，石器仍有各种用途。就安阳出土物来说，由于一个简单原因，我特别注意石制品。五四运动时期，许多新史学家认为殷商仍处于石器时代。所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开始发掘这个历史遗址时，除有字甲骨外，董作宾非常注意石器(12)。1952年，笔者对过去在安阳收集的全部有刃石器作了系统研究，约有444件标本(13)。这个数目与同一遗址出土的青铜工具的数目相比是微小的，它说明这种工具仅限于某些用途，其中多数可能是早期文化的残存物。尽管如此，正如我研究后指出的，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这就是青铜时代的殷商人仍使用石器，尤其是石斧、石刀。

    安阳出土的石制产品大体可分为：（1）武器；（2）工具；（3）装饰片；（4）祭祀用品。在这四组石器中，大部分石制武器，特别是箭头，已被青铜代替，所以在安阳收集的石箭头除少数外，都是更早时期的残存物。但那时石制工具则广为应用。有刃工具如斧、刀、铲和挖掘工具等，显然仍普遍使用，这已被出土的殷商时期成千件标本所证实。同时，石制容器如碗、碟、臼和其他制品如硾石、磨盘等在殷墟也常发现。在装饰品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品中最奇特的一类，即一系列雕刻品。有些是建筑上的附加物，包括几个大理石猫头鹰和虎头怪物像，也有较小的雕刻物如鸟、猪和龟。一些大的雕刻物背上有长条形凹槽，表明它们原来可能是嵌在房屋墙上的角形隆起物上的。除装饰品外，还有一组大概仅在祭祀场合用的大家熟悉的璧和琮。后代这些物件大都是以玉为质料，但在殷商很少是用这种贵重石头制的。在这方面，应该提及，商代有些戈的援部似乎是由外观像玉的贵重石头制成的；但当仔细审查这种东西后，从技术意义上言，它们很少是真正的玉。它们不是缟玛瑙、蛋白石，就是玉髓或其他性质类似的石头，偶尔也发现真正的玉，但极少。

    如果我们根据它们的制作方法将其分成等次，就会发现，殷商石制品有着从最粗糙的、原始的打击石器的方法到最精致、在技术上高级的制备阶段。例如，砾石用于柱础，无任何加工；箭头之类的武器用压或打下落片的方法；至于锤、斧、铲之类的大型工具的制作方法则根据石料的自然性状而不同。对于质地软的材料，简单的敲下小片修理一下即可；对硬的材料，一般采用锤击或凿的方法。对较珍贵又坚硬的石料，至少在最后一道工序时常用磨光法。磨光工艺，从安阳出土物看可分不同等级。对真正的玉，其制成品当然需要很高的技术；但安阳出土的大部分“美石”，不管真是玉或不是，都被精细地磨过。

    陶业　这一类依其主要特征可分三组：（1）陶人像；（2）陶器；（3）杂类。陶人像发现较少，但很重要。其中有两个曾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他们都穿衣服，显然是囚犯，双手被绑（见第十二章的叙述）。奇怪的是，在十五次发掘中，这种人像一直很少发现。

    陶器是此时的大宗产品。(14)第六章中我已对收集的主要部分予以简要介绍，但在这里我要较详细地研究这种产业的重要特征。

    殷商时典型陶器可分为下列五类：

    黑陶片总数达2655片，比第三类白陶多得多。此外，还有一片彩陶。

    陶器较多的即第一类灰陶的一些特征值得注意。正如上面所说，它们占十五次田野发掘登记的25万片的90%。然而，它们的性质不同。虽大部分陶片有绳纹，但并不均匀地分布于表面，在压痕和结构方面也是有变化的。火候也不同，有些浅灰陶片看来烧得一致，但另外一些则不是这样。

    将这组称灰陶，主要是多年来每个发掘者都熟悉的约定俗成的田野术语。当把各次发掘的出土物集中到一起时，如果更详细地分析比较，立即会发现这些灰陶不仅质地、硬度、表面纹饰不同，而且色调也不一。我最后将它们分为四级：（1）浅灰色；（2）标准灰色；（3）深灰色；（4）暗灰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色调愈深的，同一陶器上的陶色极不一致；浅灰色的陶器则无论器形如何复杂，整个器表颜色是均匀的。吴金鼎下了很大功夫研究华北的史前陶器，他认为浅灰陶反映技术的进步。这大概是殷商时代小屯制陶业的一项发展。

    其他组器表面看来很一致，但也并非完全纯一。如比其他组更使人注目的白陶就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色度，雪白和稍发黄。这种陶器在中国和日本分析了多次，它的化学成分显示出与制作现代瓷器的高岭土惊人的相似。安阳白陶一个特征是这些陶器有精致的纹饰，与同一地点的青铜器相似。从器型学上来说，大多数白陶为豆形器————高座盘，也有三足和圈足的，很明显与青铜器的纹饰相近。应注意的还有一些硬度低而无装饰的白陶片。这些素面的软陶片，在安阳陶器研究中对于探讨白色器皿的起源和最终的源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在器形、图案和泥土混合等方面似乎更原始。

    除了白陶，还要说说另一组不寻常的上釉硬陶。这一类大多数是瓿形器，器上有一刻纹装饰带，器盖大而呈碗形，盖至肩部。

    正如笔者在《殷虚器物》那本专集中所述，陶器可分十类：（1）圜底；（2）平底；（3）圈足；（4）三足；（5）四足；（6——9）为新的类型保留的型号；（10）盖。这个分类很有实用意义，特别是当其他容器的器形，如青铜器、石制容器或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陶器放在一起比较，它可作为这种比较研究的标准。

    第三组杂器包括大量的小器物，像大理石纹的陶环、陶网坠、纺轮和其他不知用途的器物等。

    制骨业　按传统说法，骨器与石器一样古老。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周口店的北京人使用骨器刮削、挖掘。殷商时期这种产业已进入非常高的发展阶段，几乎与石业一样精致。在安阳发掘中，发现不少贮藏坑中有一半填的是未加工的骨料，很明显这是为制骨作坊收集的。安阳出土的骨器可分为两组。我先谈一谈占卜用的肩胛骨。在这个时期，占卜用的骨几乎限于牛肩胛骨和龟壳。这些可能由专门的人收集，还要有一定技术和技能的专门人员整治。完全可以这样假设，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可能属于特权阶层。

    其他骨制品也需要有一定训练的制骨工人。首先应提到的是不同形状的骨箭头，它们多数用于打猎。在安阳发掘中这类遗物很丰富。日常使用的骨器有针、锥、削等。

    在下一章中有两种器物将受到更多的注意。一种是柶（刮刀），在安阳收集的有几种不同形状。古物家总认为这是食具，但究竟作什么用仍需进一步研究。另一种是笄，商代妇女可能特别注意精心装饰头发，主要装饰物是用顶端雕刻的骨或玉制的笄。在丰足的年头，有些笄是用象牙和宝石雕刻而成，但保存下来的极少。

    青铜业　安阳发掘的青铜器可分四组：礼器、武器、工具、供奉死者的小件器物。其中礼器和武器一开始就受到考古工作者的关注。日常使用的刀、切割器、斧等工具保存下来的极少。专供殉葬用的小型器物颇使田野考古者惊奇。也许应增加一个第五组，即装饰片，它们是双轮马车或其他交通工具或木家具等组合物的一部分或附件。安阳发现的青铜器数量极多，最近笔者和万家保先生共同研究这些青铜器，每人研究特定的一组问题。因为万家保具有冶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知识，所以他研究铸造问题。他根据田野工作者收集的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的铸造实验，以探讨商代青铜器的生产方法。笔者则专门研究不同青铜器的器形和演变、纹饰方法及其母题。我们二人多年持续工作的结果，是出了五本关于青铜礼器的专著，已在《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上发表。(15)

    这一研究的某些结果具有普遍意义，应该在此谈一谈。首先在技术上，通过实物和实验证实了商代工人用块范法铸造青铜器。安阳田野考古工作者收集到几千片陶范，其中有的经拼合能复原。以此为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用哈佛——燕京社资助的一笔专款，建了一个研究安阳青铜铸造技术的小实验室。实验从根据商代青铜器的原型制作块范开始，它事实上是用以铸造的一个模型的负面。将泥范印在模型上，然后像陶器一样焙烧。当块范组合在一起后，组合的内面即是将要铸造的青铜器的外表的负面。技术细节比这里讲的复杂得多，对此感兴趣者可参看《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上的原文(16)。实验的第二步是探讨怎样将熔化的青铜汁浇注在组合的陶范内。此过程的详细情况已在原报告中用中文和英文介绍。只要说说用这种方法铸造的青铜器具有商代器物的独特标志即够了。这表明这种实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确定了商代青铜礼器都是用块范法铸造的。实验只限于青铜礼器。因为其他类器物未作实验，所以武器、工具和其他青铜器物是否都用块范法铸造还不能肯定。不能忘记提一下，据实验所示，我们能提供失蜡法在商代不存在的重要证据。这也很重要，因我们以前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方法的确存在于这一时期。

    安阳出土的各种青铜器物的器形表示其不同的来源。其中有些无疑是土生土长的，其来源可上溯到史前时期，如武器中的戈、青铜礼器中的觚和工具中的刀等。同时也有相当数量来源于与外地的交往，有一些可以肯定是与外国同源的，如武器中的矛和工具中的銎斧等。

    笔者非常注意安阳收集的青铜礼器器形的演变。在殷商墓中普遍发现的爵和觚这两种容器的起源和演变已得到了明确的探求，它明显表明这是最名副其实的中国本地的发展物。其他明显为中国本地器物的三足和四足鼎、甗、斝等，也常在各种殷商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物中发现。还有一些青铜礼器如罍、壶、簋、甂、觯和卣等。对这些容器的探索结果表明它们是从华北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器形演变而来的。但对各种工具和武器却不能这样说。工具中如銎锛或斧几乎不能在中国找到其祖型，因而曾被当作在安阳时期很久前中国青铜时代受西方影响的确凿证据。历史语言研究所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人们相信，某些工具、武器的出现，可能还有双轮车，是由于与外界交往的结果。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事实上，所有青铜礼器显示了地道的本地产品的特征。所以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就青铜文化的整体来说，武器和工具的发展究竟是在礼器之前还是在此之后。

    其他产业　除上面介绍的四种殷商产业外，人们会注意到还有另外同样重要的产业，但因考古遗物太少，所以对它们的了解是很有限的。然而，在此我必须谈谈有关它们的情况。首先是由于砍割工具如短柄斧、斧、锛等的高度发展，那时木器业一定存在。某些木雕甚至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璋如在小屯发现了一个几乎完全腐朽了的木质漆豆的痕迹。侯家庄大墓中的许多遗物使我们联想到它们是精致的木制器物的腐朽部分。双轮马车上带有许多青铜零件，可以肯定车是木制的。最重要的是房子，无论地面上或地下的，没有木料几乎不能营建。遗憾的是其详情已完全不可知了。

    除木器业外，应提一提纺织业。原来可能用于包裹的织布遗物，有时在青铜器和其他质料的器物上发现。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详细的考察。纤维可能是丝的。也许商代人用毛、麻和丝做衣服，但考古学者除了纺轮外，未发现任何与纺织业有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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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吴其昌：《甲骨金文中所见的殷代农稼情况》，《张菊生纪念论文集》（1937年）。

    (2) 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又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5年）。

    (3) 张秉权：《殷代农业与气象》，载《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

    (4) 杨钟健：《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补遗》，载《中国考古学报》第四期（1949年）。

    (5) 胡渭：《禹贡锥指》，载《皇清经解》（1896年）。

    (6) 董作宾：《殷历谱》卷九，第45页。

    (7) 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下册。

    (8) 杨钟健：《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补遗》，载《中国考古学报》第四期（1949年）。

    (9) 唐兰：《殷虚文字记》，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1934年）。

    (10) 岛邦男：《殷虚卜辞综类》，东京，大安株式会社。

    (11) 张秉权：《殷代农业与气象》，载《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第306——307页。

    (12) 董作宾：《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

    (13) 李济：《殷虚有刃石器图说》，载《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册（1952年）。

    (14) 参看李济：《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

    (15) 这些出版物的目录，见本书附录参考文献中李济和万家保著述条目。

    (16) 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载《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之《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