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宋代的妇女生活

    ————民国纪元前九五二——六三六年

    一 宋儒对于妇女的观念

    宋代出了一班儒者，遂使宋代为中国学术思想以至于风俗制度的一个转变时代。这个转变，或者是好的，也或是坏的，但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便不能说什么好、坏，只应当说明他如何发生了这种现象。宋代儒学的渐渐形成，实在是在宋兴五十余年以后；宋兴五十年后生的儒者，他们学术才渐渐与前人不同。我们若看一看诸儒生年的先后，然后再考一考他们思想的迁变，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且开列一个简单的表出来：

    这一个简单的表，我们可把他分作三个时代，宋兴五十年间生的，邵雍以前诸人，属于第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承前期，此期的几位，对于妇女贞节的观念，都很宽泛，同从前的人差不多，宋兴五十年以后，七十年以前生的人，从邵雍到王安石，是第二个时代，是变化期。这期中的几个人，见解很不一致，是学派蜕分的开始，对于妇女的观念，很不一样，有的宽泛，有的严格。程颢以后生的人属于第三时代，是宋代理学成立的时代。程颢、程颐的学说，说是渊源于周敦颐一派，那我们就说在蜕分期的几个学派中，后来周敦颐理学一派战胜了各家，得了宋儒正统大位，亦无不可；————后来的人，总以周程朱子这一派代表宋代儒学，这是就正统的观点（成败）立论的，若就历史的观点立论，自然不行。

    我们先说第一个时代。范仲淹对于贞节观念是极宽泛的。他的义庄《田约》，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用费，再娶反而不给。他绝未说一句再嫁非礼的话。他儿子纯佑早死，过了许久，他的门生王陶恰好死了老婆，便把他的寡媳，嫁给了王陶；他毫没有要寡妇守节的观念。他的母亲，就是改嫁朱姓的。因为家穷的原故，他跟着母亲，到了朱家，更名朱说。既贵之后，才复范姓。后来遇有推恩，多先给朱姓子弟，毫不以母亲再嫁为耻，————当时社会实在也都不以再嫁为耻。这很可代表宋初儒者的态度了。

    至于胡瑗，虽较严格，然也极合人情。他的孙子胡涤曾说：“先祖治家甚严，尤谨内外之分。儿妇虽父母在，非节朔不许归宁。有遗训，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或问故，曰，嫁女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他这见解，后颇为司马光所称道，司马光也就这样主张，他曾说：“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取之，彼挟其富贵，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养成娇妒之性，异日为患，庸有极乎？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

    司马光著有一本《家范》，主张女子要读书，其中有云：

    女子六岁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始诵《孝经》、《论语》；九岁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诫》之类，略晓大义。古之贤女，无不观图史以自鉴。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经术，议论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

    他主张女子读书，这与前人的意见相同；他不赞成女子作歌诗，便与从前妇女的习尚不同了，————晋代妇女的风雅，唐及五代妇女之能诗，前面都已经说过。

    当时离婚的事，颇受社会非诮。司马光说：“夫妻以义合，义绝则离。”与后来程子主张出妻，微有不同。女子的最高目标怎样呢？司马光说：“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这六个标准，是很对的，在当时不嫌什么偏颇。只他又说：“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见《训子孙》文）这种见解太守旧了，与前人相同，且较精透；男尊女卑的观念，又给他加紧了些。

    王安石贞节的观念是很宽泛的，《渑水燕谈录》载他一段故事道：

    宋王荆公之次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是时，有工部员外郎侯叔献者，荆公之门人也，取魏氏女为妻，少悍，叔献死而帏薄不肃。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王安石当儿子在时，把媳妇改嫁了，这件事情在后来一般礼教的人家，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至于他奏逐魏氏，断不能说是他保持贞节的观念，因为所谓对于贞节观念的宽泛，是不责全那无论如何从一而终的死的教义，可不是允许妇人养汉方算贞节观念宽泛的，这个意思很明白。

    在第二个时代，除开司马光、王安石以外，我们就要谈到周敦颐和张载了，他们两个都是理学的先驱，尤其是周敦颐。要想知道宋代理学，先得知道他的来源。他的来源我可以一表明之：

    由于上表，可见宋代理学，是尊古的。古代形成的礼教，一经宋儒推重，便格外发生了威力。只要认清这一个简单的观念，便可说明他们与妇女生活的影响了。

    张载的妇女观念，同古代一样，主张婉顺，无非无仪，他有一篇《横渠女诫》道：

    妇道之常，顺为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尔婉婉，克安尔亲。往之汝家，克施克勤。尔顺维何？无违夫子，无然皐皐，无然訾訾。彼是而违，尔焉作非；彼旧而革，尔焉作仪；惟非惟仪，女生则戒。王姬肃雍，酒食是议。贻尔五物，以铭汝心：锡尔佩巾，墨予诲言。铜尔提匜，谨尔宾荐，玉尔奁具，素尔藻绚。枕尔文竹，席尔吴筦。念尔书训，思尔退安。彼实有室，尔勿从室。逊尔提提，尔生引逸。

    他的见解，同班昭仿佛，如“彼是而违，尔焉作非；彼旧而革，尔焉作仪；惟非惟仪，女生则戒”，便是班昭《女诫》所谓：“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

    周敦颐《太极图说》里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并不能表出其对于妇女的观念。至于他的《通书》里说：

    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礼乐》第十三）

    由此可见宋儒正礼乐明五伦的态度。所谓夫夫妇妇，就是说夫为妻纲，以夫御妇的在一家之中，又为根本。他说：

    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的根本在于治身，治天下的法则在于治家，这一段是疏解《易经》的，而实是发挥《大学》“欲治天下”一段。宋儒看家中的妻妾，犹如皇帝看国中的臣庶，臣庶须治服，妻妾须御顺，这就是宋儒的妇女观念。这观念显然是从《大学》、《易经》、《礼记》来的。

    从周敦颐传到二程，便入了我所说的第三个时期了。二程因崇理之故，把古说看得太认真了，对于贞节的观念，遂严格起来。《近思录》载一段云：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他不但主张孀妇不可再嫁，还主张男子可以出妻，《性理大全》有云：

    问：“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贤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尝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古人不如此。……”

    女子不能再嫁，男子可以出妻，二重道德的观念，到了程子，才正式成立，从前虽有这种说法，却不如是严格。但程子似乎很注目于男女平等，他同时也主张男子不再娶，不过在无人主持家事的情境之下，是可以再娶的，《性理大全》又有一段云：

    问：“再娶皆不合理否？”曰：“大夫以上，无再娶理。”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耳。如大夫以上，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

    如此说来，有妾的人不许再娶，无妾的人，妻死可以再娶。再娶为的是奉公姑、主内事、供祀礼，完全出于宗法的家族的观念，和孀妇之不能再嫁，正出于一个观点，这也是两重的道德。不过伊川的甥女曾经再醮，他的侄媳也曾改嫁，足见宋儒虽然照礼主张，事实却跟着实际社会走的。

    朱子也是看重贞节的，陈师中的妹婿死了，他写信给陈师中，叫他设法使其妹守节，信云：

    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弟，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自程子四传，而至朱子，全祖望称他的学问“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他实集宋儒理学的大成。妇女应重贞节的观念，经程朱的一度倡导，宋代以后的妇女生活，便不像宋代以前了，宋代实在是妇女生活的转变时代。郑绮子孙，自建炎至洪武，十世同居。六世孙太和，立家规五十八则，七世孙铉作二规，八世孙涛作三规，共一百六十八则，即今所传之《郑氏规范》。其中有些话很可代表宋儒对于妇女的观念，抄他几则来，做我这一节的结论。《郑氏家范》说：

    子孙有妻子者，不得更置侧室，以乱上下之分，违者责之。若年四十无子者，许置一人，不得与公堂坐。

    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劝酬，庶几有别。若家长舅姑宜馈食者，非此。

    诸妇必须安详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礼，待姊姒以和。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如其淫狎，即宜屏放。若有妒忌长舌者，姑诲之；诲之不悛则责之；责之不悛则出之。

    诸妇媟言无耻，及干预阃外事者，当罚拜以愧之。

    诸妇工作，当聚一处。机杼纺绩，各尽所长，非但别其勤惰，且革其私。

    主母之尊，欲使家众悦服，不可使侧室为之，以乱尊卑。

    诸妇之于母家，二亲存者。礼得归宁；无者不许。其有庆吊，势不得已者，则弗拘此。

    女子年及八岁者，不许随母到外家，余虽至亲之家，亦不许往。

    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渰没，纵曰女子难嫁，荆钗布裙，有何不可；诸妇违者议罚。

    男女不共圊溷，不共湢浴，以谨其嫌。春冬则十日一浴，夏秋不拘。

    男女不亲授受，礼之常也，诸妇不得刀镊工剃面。

    二 社会对于离婚再嫁的态度

    贞节观念虽经程朱底奖劝而加重，当时社会，影响尚小。社会风俗，总是旧势力的原子战胜，所以实际上宋代的离婚再嫁，尚觉容易。程子家有再嫁的妇人，何况其他。杨万里《诚斋杂记》载一节再嫁的事很奇怪，说：

    扶风马元正妻尹氏，天水人也。元正早死，欲从者久之；其父劝之嫁，尹氏哭指铁井阑曰：“此上生花，我则再醮。”三年而黄芝生于阑上，遂嫁为李暠继室。

    后世对于期望难及的事，每譬之为“铁树开花”，或即渊源于这个故事。不过“铁”是绝不会开花的，这自然是井阑陈旧多年，苔藓太深，菇藓偶以寄生，遂认为了不得的事，再嫁引以借口。也是当时再嫁尚不成问题，才有这样啊。薛居正妻柴氏，移赀改嫁张齐贤，薛张二人都是赫赫的名臣，何尝即以为嫌？陈了翁和潘良贵是一个母亲生的，后此母尚往来于两家，《齐东野语》转录其事于《闻见录》。称一母而生二名儒，为前古所未有。秦国长公主，初适朱福德，再适高怀德；荣德帝姬，初适曹晟，再适习古国王：是宫室亦不以再嫁为非。《宋史·宗室传》云，汝南王允让曾奏：“宗妇年少丧夫，虽无子不许嫁，非人情。请除其例。”可见当时人情。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以上，即许为婚姻。熙宁十年，诏宗妇非袒免以上亲，与夫听离再嫁者，委宗正司审核；其恩泽已追夺而乞与后夫者，降一等。未几又诏宗女不得嫁曾娶人者，再适不用此法。女真内犯，于中国社会，也略有影响。他们对于再嫁再婚，是看得毫无关系的，《轩渠录》载一故事云：

    绍兴辛巳冬（民国前七五一）女真犯顺，米忠信夜于淮南劫砦？得一箱箧，乃自燕山来者。有所附书十余封，多是军中妻寄军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枢密行府僚属方圆仲处亲见一纸，别无他语，止诗一篇云：

    “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齐东野语》载一件妇被姑迫而后改适的事道：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

    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于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即务观）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实绍兴乙亥岁（民国前七五七）也。

    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云：

    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

    又云：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盖庆元己未岁（民国前七一三）也。未久，唐氏死。

    庆元己未的两绝句，那时他早老了；在此诗前，还有几首，今均节去，但即在这一段中，不独可见离婚后的妇人，不难再嫁；也可以见大家庭————宗法组织的家庭之违悖人情。（不过《拜经堂诗话》与《带经堂诗话》于放翁弃妇事，都有更正，不知究属谁是，著以存疑。）

    可是当时已有离婚阴谴的迷信，李昌龄《乐善录》载“孙洪”一条云：

    侍郎孙公，初名洪。少时与一同舍生游太学，相约毋得隐家讯。一日，同舍生得书，秘不以示。孙诘之，生曰：“非敢隐也；第爷书中语，于公进取似不便。”孙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书示之。书云：“昨梦至一官府，恍若阅登科籍，汝与孙洪皆列名籍中。内孙洪名下，有朱字，云于某年月日，不合写某离婚书，为上天所谴，不得过省。”孙阅书愕然。生曰：“岂公果有是事乎？”孙曰：“有之。向者东上，在某州，适见某翁媪相诟求离，某轻易为写离书，初无他意，不谓上帝谴责乃尔。”生曰：“梦寐恍惚，亦何足信。如公高才硕学，俯拾无疑。”孙终怏怏。及就试，生果高中，而孙下第，方信前梦为不诬也。生曰：“某西归，当为合之，以契天心；”因问孙向所遇睽离人姓字。寻迹其处，得之，夫妇俱未有偶，生为具道一段因缘，置酒合之如初。乃驰书报孙，孙不胜感悦。其后孙以太学内舍生免省，历跻膴仕，屡典大郡；所至有离婚之事，未尝不宛转调护。晚持从橐，侍经闱，连举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

    助人离异，须受天谴，这种观念，是从体谅女子来的。再嫁虽然为社会所许，但在妇女方面，损失较大，因为宋人已把“处女”的观念看得重了，离婚妇和寡妇，究竟不若处女之为人见重。社会上一班人道主义者，遂造作离婚天谴的故事，以警劝人勿轻离异，就是这故事发生的原因。士大夫又多以离婚为可耻，为不道德，如上一节所引司马光《训子孙文》说：“夫妻以义合，义绝则离”的话以下本有“今之士大夫有出妻者，众则非之，以为无行，故士大夫难之”数句。又程子“妻不贤出之何害”以下，亦谓“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社会以出妻为丑行，为不德，所以有离婚天谴的故事；何以社会以出妻为丑行？就因为男性嗜好偏重到处女了。下一节让我们详细说他。

    三 男性底处女嗜好之产生

    在我们讲的，一向从前的贞节观念，不外都着眼在妇人身上，所谓“家人利女贞”；所谓“恒其德贞，妇人吉”；所谓“妇无二适之文”；都是指妇人说的。结婚以前的贞的观念，不是不讲，然重要的是在已婚之后。已婚的妇人，如不守贞，有乱伦纪、乱宗支的危险，所以看的特重，而“淫”为七出之一。可是到了宋代，我发现对于妇女的贞节，另有一个要求，便所谓“男性之处女的嗜好”了。古代的贞节观念，很是宽泛，渐紧渐紧，到了宋代，贞节观念遂看中在一点————性欲问题————生殖器问题的上面，从此以后，女性的摧残，遂到了不可知的高深程度！

    上一节曾经说过，离婚天谴的传说，含有一种人道的主义；因为离婚后的妇女，她的价值是没有处女的价值大的；这个现象，毫无疑义，完全是男性性欲的嗜好所养成。我不能说宋代以前的男性，就决没有“处女是好的”的心理，然确乎到了宋代，这种心理，普遍了，扩大了。所以一般人道主义者。才出而主张出妻为可耻，才造作离婚天谴的故事；但一方面再嫁的妇人，还不是绝无人要，于此可见这是过渡时代的现象，也是我决定这观念————男性对于处女的嗜好的观念，————是这个时代才发生的原因。

    李元纲《厚德录》有一个故事，说道：

    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犹有此禁。张定公咏知益州，单骑走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帻，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属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赀以嫁————仍处女也！

    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中叶，李元纲是南宋初的人，一直传到那个时候，他才笔之于书，这中间的传播，一定很广了。李元纲觉得这是张咏的德事，好像在称赞他那侍婢还有完璧之贵，这不是明明把“处女”的观念，看得太重吗？所以娶寡妇的，就有人讥之为“旧店新开”了。李有《古杭杂记》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三山萧轸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妇。同舍张任国以《柳梢青》词戏之曰：“挂起招牌，一声喝采，旧店新开。熟事孩儿家怀，老子毕竟招财。当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门买献。自古道正身替代，见任添差！”

    社会上已有了这种趋向，那一班儒学先生，不知道个中道理，还在那里主张“妻不贤出之何害”哩！明朝人的小说，甚至有描写女性生殖器之检查的，如《杂事秘辛》之类，便是处女嗜好更甚的表现。还有一事足述的，张子野年八十五尚买妾，苏轼作诗贺之曰：

    锦里先生笑自狂，莫欺九尺鬓毛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东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

    《墨客挥犀》载一事云：

    有一郎官年六十余，置媵妾数人。须已斑白，令其妻妾互镊之。妻忌其少，恐为群妾所悦，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颐颔遂空。

    这都是男性的风流雅事。采阴补阳之说，宋代大为盛行，愚谷老人之《延寿第一绅言》首即攻击此事，此事与处女的嗜好，很有因果关系，但他很无道理，我也不去详考了。

    四 第一个女性同情论者————袁采

    到了这个时候，男性对于妇女的压迫，已经到什么程度？我们看：柔顺固然是美德，但男子之要求女性柔顺，不过是要她更驯服些，曲不可争，直不可讼，绝不要女子干涉外事，而要她受支配，这是第一种压迫。习惯于被压迫的倚赖之下，自己已无治生的能力，到丈夫死了时，无论有饭吃无饭吃都要守节，这是第二种压迫，这两种压迫是矛盾的。虽然要她驯服，更不以同情看她，好恶一任其意，于是女子不得不克意修饰以博男性的欢喜，尚有一朝被弃之惧，所谓义合义绝，都是便于男子的，被弃之后，男性尚照常自由，女子则终身被弃了，这是第三种压迫。处女的贞操是极要讲究的，一旦大意，便着了终身的伤痕，纵不必为社会所非诮，亦每为丈夫所隐弃，这是第四种压迫。有这几种压迫，女子一生的美丽时代，乃至极短。深闺待字的时候，所遇的都觉荣幸，是黄金时代的初期。嫁后的极短时间内，华彩焕发，遇怜得爱，这是黄金时代的最高期。颜色不常，转眼生男育女，益以中馈的繁琐，蓬头跣足，丈夫的爱怜渐淡，便入了衰退期了。老年以后，景况更苦。这都是通常的现象，七八百年前，绝没有人注意的。也许近代皆然，因为旧习惯已使男子都变作利己者了。可是有一个人独能深深见到，指出了妇女的种种痛苦，劝做男子的给她怜惜，这真是中国历史上倡女性同情论的第一人，这人是谁？————袁采！

    袁采，字君载，信安人（今浙江常山县），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及《世范》三书，今只传有《世范》。他对女性同情的见解，也是在这部书里。他的详细事迹，已不可考，只《衢州府志》说他“登进士第。三宰剧邑，以廉明刚直称”。陈振孙《书录解题》，说“采尝宰乐清，是书即其在乐清时所作”。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好官；实在也因为他是个好官，才能做出这样的书，因为其中有许多见解，都得自于民间的诉讼，他从这些事上，看着了真正的社会。他的生卒也不详，不过书前有刘镇底淳熙戊戌（民国前七三四）年序，由此推知，他与朱子同时。

    《世范》书分《睦亲》《处己》《持家》三门，我所见知不足斋本及四库抄本，均三卷全，字数很多，《说郛》中所刻，是节录本，不及全书二十分之一，别种刻本，不知有无全豹。我们在他书里，不但可见到他的同情妇女的见解，且可看知当时真正的妇女生活。他说妇女暮年最苦，怎样呢？他说：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为其倏忽易过。而命穷之人，晚景最不易过。大率五十岁前，过二十年如十；年五十藏后，过十年不啻二十年。而妇人之享高年者，尤为难过。大率妇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侄。其既嫁之后，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孙。故妇人多有少壮富贵而暮年无聊者，盖由此也。凡其亲戚，所宜矜念。（《睦亲》）

    妇人三从，若活高年，从晚辈的时日必较从高辈为多，所以希望有好子好孙好侄，可是这一层最难做到了。这是平时人不注意的，惟他注意得到。女子之心，也是最可怜的，他说：

    大抵女子之心，最为可怜：母家富而夫家贫，则欲得母家之财以与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贫，则欲得夫家之财以与母家；为父母及夫者，宜怜而稍从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后，男家富而女家贫，则欲得男家之财以与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贫，则欲得女家之财以与男家；为男女者，亦宜怜而稍从之。————若或割富益贫，此为非宜，不可从也。（《睦亲》）

    旧式妇女真有这种心理，被他一语道破。妇女要柔顺，要服从，不使其干预外事，但遇着不肖的丈夫或不肖的儿子时，那就可怜了，他说：

    妇人不预外事者，盖谓夫与子既贤，外事自不必预。若夫与子不肖，掩蔽妇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游荡赌博，至于鬻田，甚至于鬻其所居，妻犹不觉；然则夫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子之鬻产，必同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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