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篇第二

朝于邺，而书“如邺”，言其威权陵上，若列国然。（一五九）

    此所谓因文见义也。高欢前以沙苑之败，请解丞相，不久复旧。至是又书“如邺”，而不书“朝”，略无人臣礼，亦纪实也。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九月，岳阳王詧还襄阳。

    注曰：自朝魏而还也。前已书詧梁王矣，今复书詧旧爵，以义例言之，合改正。（一六三）

    梁诸王骨肉相残，各向外求援。去年十一月，岳阳王詧求援于魏。本年六月，魏册詧为梁王。七月，梁王詧朝于魏。九月，邵陵王纶请和于齐，齐亦以纶为梁王，同月詧还襄阳，是时有两梁王。《通鉴》之复书詧旧爵殆为此乎！

    梁元帝承圣二年，上使侍中王琛使于魏。太师泰阴有图江陵之志，梁王詧闻之，益重其贡献。

    注曰：梁王詧欲倚魏以报河东王誉之雠。《通鉴》至此，复书梁王詧。（一六五）

    大宝二年二月，魏围汝南，执邵陵王纶杀之，投尸江岸，岳阳王詧取而葬之，是梁王葬梁王也。梁之事亦丑矣！君子违不适雠国，梁诸王乃以内争之故，屈膝雠国，图报私恨，开石敬瑭之先例，此中国罪人也。齐梁王死，魏梁王至此复书梁王。

    隋恭帝义宁元年，渊之起兵也，留守官发其坟墓，毁其五庙。至是卫文昇已卒，执阴世师、骨仪等，数以贪婪苛酷，且拒义师，俱斩之。

    注曰：按《隋书》称“阴世师少有节概，性忠厚，多武艺”；“骨仪性刚鲠，有不可夺之志。于时朝政浸乱，浊货公行，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仪独厉志守常，介然独立”，如此，则皆隋之良也。唐公特以其发坟墓，毁家庙，拒守不下而诛之，数以贪婪苛酷，非其罪也。观《通鉴》所书，可谓微而显矣。（一八四）

    以私恨斩前代忠良，唐开国典型如此，宜其季年，有张文蔚、苏循等六臣，北面稽首奉册宝于梁王而不敢拒也，盖唐公有以诏之矣。

    唐高宗龙朔三年，李义府多取人奴婢，及败，各散归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注曰：此姑述时人快义府之得罪而有是，《通鉴》因采而之，以为世鉴。学者为文，类有所祖。汉高帝为太上皇营新丰，后人其事，其辞云：“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此语所祖，有自来矣。（二〇一）

    唐玄宗开元八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卒。

    注曰：按《通鉴》例，惟公辅书“薨”，偏王者公辅书“卒”。今书褚无量“卒”，以整比群书未竟，改命元行冲，故书以始事。（二一二）

    开元九年，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

    注曰：刘子玄卒，重史臣也，例犹褚无量。上名隆基，知幾犯嫌名。（二一二）

    刘子玄为唐代第一流史学者，至宋而其书不显。《容斋五笔》六，历举以“通”为名之书，谓“唯《白虎通》、《风俗通》仅存”。《黄氏日钞》四九，谓：“刘知幾、吴兢，号唐史巨擘，然后世无述。”人爱其同类，故温公、身之，均注意其卒焉。

    开元十二年，命南宫说测南北日晷极星。

    注曰：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二一二）

    《通鉴》之博大，特于此著明之。清儒多谓身之长于考据，身之亦岂独长于考据已哉！今之表微，固将于考据之外求之也。

    唐玄宗天宝四载，安禄山奏：“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从臣求食。”遂命立庙。又奏：“荐奠之日，庙梁产芝。”

    注曰：《通鉴》不语怪，而书安禄山飞鸟食蝗、庙梁产芝之事，以著禄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二一五）

    刘豫亦有门产瑞禾、渔者得鳣之异，见于史传。自古叛贼之兴，多话于符瑞也。

    唐德宗建中二年，卢杞引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任之。

    注曰：为卢杞以奸邪致乱张本。然杞为建中厉阶，人皆知之，其引裴延龄以树党，其祸蔓延，迄于贞元之末年，人未知其罪也，故《通鉴》著言之。（二二六）

    唐宪宗元和十年，柳宗元善为文，尝作《梓人传》，又作《种树郭橐驰传》。

    注曰：《梓人传》以谕相，《种树传》以谕守令，故温公取之，以其有资于治道也。（二三九）

    唐文宗太和八年，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温公论之曰：文宗苟患群臣之朋党，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乃怨群臣之难治，是犹不种不芸，而怨田之芜也。

    注曰：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二四五）

    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今也。昔孔子居卫，卫君据国拒父，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不问卫事而问夷、齐，贤夷、齐兄弟让国，即知其不为卫君父子争国，此史学方法也。

    唐宣宗大中元年，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注曰：观《通鉴》所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二四八）

    大中五年，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考异》曰：《唐年补录》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

    注曰：余按《唐年补录》，乃末学肤受者之为耳。今不欲复言地理，姑以《通鉴》义例言之，《考异》者，考群书之同异，而审其是，训释其义，付之后学。南山之说，既无同异之可考，今引之，疑非《考异》本指也。（二四九）

    《通鉴考异》三十卷，为温公创作，凡史料之去取，均于《考异》说明之。今《胡注》几将《考异》全部收入，惟陈仁锡评本不知《考异》为温公撰，颇属异事。陈仁锡能将全《鉴》并《胡注》评点一遍；其精力远过王胜之。然于一八九卷《考异》不信《革命记》所载李世勣事，评云“注为世勣护败”，又于二七七卷《考异》不信《五代史阙文》所载安重诲事，评云“注妙”，似均误认《考异》为《胡注》。夫《考异》既已散入注中，认为《胡注》，未尝不可。惟于十二卷《考异》不信四皓能制汉祖使不敢废太子事，评曰：“胡公有史学，亦有史识。”是果以《考异》为身之撰也。今因《注》论《考异》，特附正于此。

    大中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馀缗，内五百五十万馀缗租税，八十二万馀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馀缗盐利。”《考异》曰：《续皇王宝运录》，具载是岁度支支收之数，舛错不可晓，今特存其可晓者。

    注曰：温公拳拳于史之阙文，盖其所重者制国用也。（二四九）

    唐僖宗乾符五年，平卢军奏节度使宋威薨。

    注曰：老病而死，固其宜也。史书威死，以为握兵玩寇不能报国之戒。（二五三）

    书死者多矣，身之推论之如此，所谓“以意逆志”也。赵绍祖《通鉴注商》以为《胡注》多事，是使读史者不能自由运用其心思也。

    唐昭宗乾宁二年，王建遣简州刺史王宗瑶等，将兵赴难，军于绵州。

    注曰：《春秋》之法，书救而书次者，以次为贬。贬者以其顿兵观望不进，无救难解急之意也。王建遣兵赴难，而军于绵州，何日至长安邪！（二六〇）

    此有慨于宋末襄阳之围，援兵迟迟不进也。

    乾宁四年，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称：“国家有五危二乱，臣虽微贱，窃伤陛下朝廷社稷，始为奸臣所弄，终为贼臣所有也。”上怒，贬道古施州司户，仍下诏罪状道古，宣示谏官。道古，青州人也。

    注曰：昭宗处艰危之中，犹罪言者，其亡宜矣。张道古见于《通鉴》者惟此事，著其州里，盖伤之。（二六一）

    著州里者众矣，“伤之”云云，亦身之推论之也。

    後梁太祖开平元年，阿保机背盟，更附于梁，晋王由是恨之。

    注曰：《通鉴》于《唐纪》书“李克用”，君臣之分也；于《梁纪》书“晋王”，敌国之体也。吴、蜀义例同。（二六六）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注曰：后唐自以为承唐後，终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后汉自以为纂汉绪，而长陵、原陵，终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书之以见讥。（二七三）

    宋亡，西僧杨琏真加发南宋会稽诸陵，遗民王修竹、唐玉潜、林霁山、郑樸朴翁等，收拾遗骨，造六石函葬兰亭山后，种冬青树为识，义声播闾里，谢皋羽所为撰《冬青树引》也。身之注《鉴》至此，觉同光、乾祐君臣，尚不如有宋诸遗民耳。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任圜将征蜀兵二万六千人至洛阳，明宗慰抚之，各令还营。

    注曰：以《通鉴》书法言之，“明宗”二字，当书“帝”字。此因前史成文，偶遗而不之改耳。（二七五）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孔妃尚在宫中，潞王使人谓之曰：“重吉何在。”

    注曰：以《通鉴》书法言之，潞王于此当书“帝”。盖承前史，偶失于修改也。（二七九）

    凡史之驳文，多由杂采诸书，未及改归一律。

    後晋高祖天福三年，立左金吾卫上将军重贵为郑王，充开封尹。

    注曰：《通鉴》封子侄为王，多书“封”，亦或书“立”，盖因当时史官成文书之，无义例也。（二八一）

    後晋齐王开运元年，或谓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

    注曰：请罢冯道，请用桑维翰，盖出一人之口。前史谓维翰倩人以言于帝，《通鉴》皆曰“或”者，疑其辞。（二八四）

    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太子宾客李涛之弟澣，在契丹为勤政殿学士，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真善，澣说海真内附，因定州谍者田重霸赍绢表以闻。且与涛书，言：“契丹主童，专事宴游，无远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与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会中国多事，不果从。

    注曰：北不得燕云，西不得河鄯灵夏，宋人以为千古之恨。观温公书此事，则元祐初弃米脂等四寨，知中国之力不足也。（二九〇）

    契丹侵略燕雲，西夏盘据灵鄯，国力不足，不可轻挑衅端。温公书此事，所以伸其主张，是也。然何由而後得国力足乎？十年二十年，应有计画，乃终宋之世，积弱如故，当时君相不能辞其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