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附國語、國策）

子後學在鄒、魯本鄕的，還都是儒家傳統；而他們慢慢的傳到三晉，就漸變為功利法制，乃至縱橫這幾派。

    其時如宋國，又和其他國家不同。宋是商代之後，春秋時有一個宋襄公，想把講仁義來霸諸侯，被楚國打敗。後來又有一個向戌，召開弭兵大會，來求當時的世界和平。那些都是宋國人搞的花樣。更後來有墨子，他亦應是商代之後，他思想亦較特別。古人說「商尙鬼」，商代人是帶有一種宗教迷信的。墨子書裏便有天志、明鬼諸篇，不脫商代人色彩。孔子之偉大，正因他是商代之後而到了魯國。「周尙文」，孔子崇拜周公，遂集古代商、周兩代大成而又上通之於虞、夏。

    還有楚國，和北方諸夏又稍不同。天文學在楚國很盛。中國古代天文學上用的名詞都很特別，我懷疑它和楚國有關係。特別如楚辭，其中如屈原的離騷、天問，那裏面講的中國古史非常多。他們又是一套。

    恰如我們講現代歐洲，意大利人同英國人不同，英國人同法國人不同，法國人同德國、奧國人又不同。地域不同，傳統不同。中國在春秋時代也有很多的不同。諸位讀國語，讀魯語就多儒家言；齊語就只講管仲，多法家言；晉語更較近讀歷史；楚語又是另外一種。在國語裏有一篇鄭語，其實這一篇鄭語只就是從楚語中分出來。又如吳語、越語，吳語也只是從越語中分出，只講范蠡、文種，講的是權謀權術。這些在春秋時代還沒有，是後來新興的，而把來假託在范蠡身上。

    倘使我們這樣來看國語，便知國語材料也並非不可靠，但決不是說編左傳餘下來的材料便成國語。國語應是由另一人來編集，這些材料也是從各國來，但未能像左傳這樣彙在一塊而把來融鑄了。而且這些材料，時代先後各有不同。像魯語，便多是後起儒家借著古代某人某事，添油添醬，潤飾成篇。如此之例，左傳中也有。在左傳中的記事部分，決非偽造。但左傳中記言部分，便有些不可靠。若我們要取材左傳來寫一部春秋時代人之思想史，那在運用材料上便得小心。齊語中的管子，則決非春秋時代之眞管子。而晉語則比較是記事部分多，或許會有更早於左傳中的材料也不可知。

    我們隨著講到戰國策。國策裏有大部分材料盡是縱橫家之言，都出三晉之士。然而國策中如魏策、趙策等，有一部分材料卻很近國語中的晉語。可見當時歷史材料三晉為多，有很可信的，也有很不可信的，那便是縱橫家言了。

    我在先秦諸子繫年裏講左傳，就連帶講到國語。主要把國語分國看，認為國語這書是雜拼的，只把很多材料拼在一起。有的材料早，有的材料遲。齊國人的話，魯國人的話，晉國人的話，楚國人的話，越國人的話，都不相同。再把這看法來看國策，近乎國語的是一部分，三晉縱橫之士的說話又是一部分。

    四

    講到這裏，我要提出一個極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古代人對歷史記載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所謂「記言」「記事」之分。諸位都說歷史是記事的，但中國古人看重歷史，不僅看重其事，還更看重講話。從前人認為尙書是記言的，如誓、誥、謨、訓，不都是講話嗎？我第一次講尙書，提出召誥篇，那就是召公同人講話。國語、國策裏很多只是講話，一段一段保留在那裏，亦就是歷史。而左傳中主要的，乃是兩百四十年的事情放在那裏。便顯然見得一是記言，一是記事了。

    我們再進一步講。固沒有在事情中沒有講話，也沒有講話而不牽涉到事情的，這裏我們不能太嚴格的分。我有一篇西周書文體辨，就說講話裏必兼記事，而左傳亦在記事裏就連帶記著很多的講話。我們只能說中國古代「言」與「事」並重，說話同行事一樣看重，但並不能說中國古代人把話和事分別開。如說：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又如說：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一個天子的行動，由左史寫下來；他的講話，由右史寫下來。此和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恰相反對。又且在古書裏可找到許多史官名，而並無所謂「左史」與「右史」的分別。所以我疑心這些話靠不住。可是中國古代人對於歷史既看重事情又看重講話，那是一定的。

    現在我們再講到記言。這個「言」字也和我們現在人所講「思想」有一些不同。當然講話都由思想來，可是說中國歷史裏看重講話，不能便說是看重思想。思想二字乃是我們的現代觀念。而且我們今天所講的思想，也和西方人講「哲學」有不同。我曾寫了一本中國思想史，但並沒有稱它為「中國哲學史」。「言」和「思想」和「哲學」，這三者可說是稍有不同。言和事緊密相連，但並不即是思想。思想可和事分開，但並不即是哲學。哲學乃是思想之有特殊結構的。如縱橫家言，我們最多只能說那時有一套縱橫思想，但並不能說那時有一套縱橫家的哲學。

    從另一方面講，言一定是思想，哲學也一定是思想。我們可以這樣說，隨便的說話就是言，這些說話用特殊的某一種的說法來說，就變成了哲學。這不是說話不同，而是思想方法之不同。思想一定要成一個體系，非如胡思亂想。但這個體系，又可分兩種。一種是「生命體」，一種是「機械體」。怎叫生命體呢？如盆裏這一枝花，這是有生命的。怎叫機械體呢？如這張桌子，它是一個機械體。我們思想的發展，都應有一個生命。思想發展就有許多話。話多了，遂成為一個結構。而那結構太固定性了，便好像機械似的，那就成為了一套哲學。中國人思想偏近生命性的，它的發展仍只應稱之曰「言」。如孔子講話，自然從他的思想來。但我們今天，每有人說孔子的思想沒有組織，不成為一套哲學。組織也只是一套結構，但結構得太嚴密，或說是太形式化了，便成為機械化，便會減少或損失了它的生命性。

    孔子以前有一位叔孫豹，他講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暫不講立德。立功、立言不就是言與事並重嗎？叔孫豹那句話，兩千五百年到今天，我們中國人還在這樣講，這不是他的立言不朽嗎？但這只是一句話，並不成一套哲學。西方一位哲學家講話，它往往不是在講一句話，而往往是在寫一本書。有組織，有結構，講到最後，自成一套理論。中國人的理論，往往脫口而出，只是說話。好像沒有系統，沒有組織，一個人在那裏平白出口講，不成哲學。可是它確是一番思想啊！雖然由他一個人隨口講，竟可跑到我們全世界人的心裏，大家認為對，那就是「立言」。

    又如說馬克斯，他著的資本論，若說資本家怎樣賺錢，論到資本的利潤，說這是剝削勞工階級；這是馬克斯住在倫敦天天看報與訪問調查各個新興廠家，有根有據，才提出這些話。這些話確是對，但在中國人簡單一句話就講明白了，這稱作「為富不仁」。要賺錢發財，總是有點不很仁道。在我們只是一句話，在馬克斯則成了一套哲學。若馬克斯這套哲學只講到這裏，那麼今天就會有人駁他，說今天如美國人工資這樣高，而且一個大資本家的工廠公開發賣股票，工人也可買，賺來的錢還要抽很高的所得稅，所以美國人今天已不能叫做資本主義的社會，已經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了。可是這句話最多只能駁馬克斯，不能駁中國人「為富不仁」的話。資本主義還是為富不仁。這且不講。馬克斯因要講經濟利潤，慢慢講到階級鬥爭。再講上去，講歷史哲學，講唯物史觀，講存在決定意識，這就成了一套哲學。這一套哲學可就害人不淺。但他的資本論，千門萬戶有一個大的結構；急切要駁倒它，便不易。他的一套哲學，已成了一套機械。中國人一句話脫口而出就是一句話，可是這句話也可顚撲不破。此所謂「立言」。

    故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是生命性的，一句話就是一個思想之菁華，像一棵樹從根慢慢長出枝，開花結果，有生命。西方人的一句話，往往成為思想的一塊化石。如馬克斯說：「存在決定意識。」你要問這句話怎麼來，他便原原本本有一套哲學慢慢兒地同你講。可是這句話實際上是死的。而中國人一句話，總要求其是活的。

    如孔子講「仁」，今天我們都要學西洋人講哲學的方法，來講孔子的「仁」。那麼如論語裏孔子說：

    剛毅木訥近仁。

    這話意義無窮，可是當下則只是一句話。又如說：

    仁者其言也訒。

    或者說：

    仁者先難而後獲。

    如此之類，若我們把論語裏孔子論仁，依照西洋人的哲學來重作一篇文章，加以組織，成為結構，這些話怕會一句都用不上，或者說這些話都變成不重要的了。我們要知中國人所謂的「言」，不能以看西方人哲學的眼光來看。我們今天要把西方人的哲學來發揮中國人的「言」，而不悟這裏有一個不同。如叔孫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這話就不朽了。但若講哲學，這話便成無頭無尾，沒有結構，沒有系統，沒有組織。照西方人的哲學著作，也有許多是多餘的，講了一本書，最後也只是一句話。你說「存在決定意識」，我說不對，也就完了。讀中國史，不便要兼通哲學。但中國史裏言事並重，如縱橫家言，也是一套話，卻又不能說它是立言不朽。可見治中國學問，還是有中國的一套，不能不另有講究。

    五

    現在說中國史學有記言、記事兩條大路。像國語、國策都是記言的，遠從尚書一路下來。但到孔子時代，記言又走了另外一條路，那就是「百家言」。孔子、孟子、荀子是儒家，莊子、老子是道家，各自著書。如論語、老子等書，各自發展成一條大路，中國人叫它作「子書」。中國人從經學裏發展出史學，我們已經講過；尙書、春秋便都在經學裏的。但史學又發展出了一套子學，子學則只是記言的，從其所言可來研究他們的思想。我們要研究中國思想，從周公開始，周公以前則難講了。近則從春秋開始，如看一部左傳，它裏面所載賢卿大夫種種講話，不曉得有多少。但此許多講話，有可信，有不可信。有有價値的，有無價値的。要講史學，便又該講到孟子所謂的「知言」之學。又當知一書有一書之體製，中國書有中國書的體製。

    今天諸位讀書，主要在找材料。但如諸位講中國思想，儘向論語、孟子、莊子，老子書中找材料，卻不找到左傳，認為左傳是一部歷史書。不知左傳裏就有很多偉大思想在其內。我寫中國思想史，從左傳裏就舉出兩人，一是子產，一是叔孫豹。叔孫豹講三不朽，這時孔子已經三歲。子產在左傳裏有一段話講鬼神，講得非常有意義，那時孔子已經十七歲。又過了十四年，子產又講：

    天道遠，人道邇。

    這一句話只六個字，似乎不成一套哲學，可是孔子論語就是講人道不講天道，根據子產這句話的思想發展而來。我講中國思想，在春秋時代舉出兩人，都在孔子已生以後，孔子怎會不受他們影響？可是今天，把這部左傳擱在一旁不理了，便會使古代史無法講，而下邊歷史也都無法講。講中國思想，講來講去，從老子開始呢？還是從孔子開始？只講諸子、講經史，把中國史從腰切斷了。若我們把此兩百四十年春秋時代人的思想，見在左傳裏的，再接上尙書裏的思想；便如偽古文尚書裹也還有很多材料；這些中國古代思想，怕會化去諸位一輩子工夫去研究。所以我說左傳是一部研究中國古史的「基準觀點」所在。我前面講左傳舉了十項大事，而思想一項沒有舉在裏面。

    現在我再講一件，如孔子說：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成。

    這可見中國人看重講話，看得非常重要。近人都看不起孔子的「正名」主義，駡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套封建思想。但孔子所謂「必也正名」，是說每一句話中總有一個名；名不正了，就言不順；言不順的，該無法做成事。中國史學，「言」與「事」並重，這是中國人的一套歷史哲學，所謂「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如近人好言和平，而不重正義，這便是言之不可行了。

    中國人看重左傳，不看重國語、國策，正因為左傳裏有許多賢卿大夫之言，不同國語晉語裏所載有許多後代迂儒之偽言，乃至如國策裏的許多縱橫家言，儘有要不得，乃至不値重視的。若諸位沒有知言工夫，只把中國歷史當作記事一邊去看，便失掉了中國史學中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