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

以後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裏說：

    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

    在文選裏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說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後一篇敍傳，正是學史記裏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敍傳卻並沒有講到他父親，說他自己的漢書只是承續父業。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裏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掾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掾班彪」。這可說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說開始固是繼續著他父親的寫下，後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說我這書是繼續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麼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而把父業抹去了，在他敍傳裏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當時有人說班固寫漢書有「受金之謗」。別人賄賂他，希望寫一篇好傳，或者把壞事情少寫幾句。這話見於劉知幾史通。當然是相傳下來有此話，所以劉知幾史通也講到了。在先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在史傳篇裏已為班固辯誣，說「徵賄鬻筆之愆」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這些來批評漢書。可是鄭樵通志又說，東漢肅宗曾對竇憲說：重視班固而忽略了崔駰，那是不識人，等於葉公之好龍。平心而論，班固在人品上、學術上或許不如崔駰，是可能的。然而漢書一出，「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在王充的論衡裏也就屢次提到班固漢書。可是後來又有人說王充看見了班固，那時班固還是一小孩子，王充摸著他頭說：這個小孩將來要做大事。這就不可靠。不過王充曾稱讚過漢書則是事實。只舉一人，後來寫後漢書的范曄，在他的後漢書裏便有班彪、班固的傳。他曾批評司馬遷、班固說：

    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

    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而事則「覈」，是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的。當然史記裏也有事情講錯的，不曉得多少。大體言之，文直事覈，縱有忽略，也可原諒。「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覈」。若使文贍而不直，事詳而不覈，那就要不得。范曄接著又說：

    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

    此說漢書敍事不過激，也不詭異，不把一人一事過份壓低，或過份抬高。「贍而不穢」，是說整齊乾浄不髒亂。「詳而有體」，是說每事本末始終、表裏精粗都有體。故能使讀之者亹亹不厭。漢書能成大名，確有道理。我覺得范蔚宗此一批評卻很好。但范氏又說：

    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敍殺身成仁之為美。輕仁義，賤守節。

    此數句卻批評得甚為嚴重。這些病痛，當知並不在行文與敍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見識與人格修養上。諸位如讀太史公書，即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此等文字，皆非戰國策書中所有，乃太史公特自寫之，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想見其人。漢書中此等文字絕找不到。諸位且把漢書從頭到尾翻一遍，何處見他「排死節」？何處見他「否正直」？例如龔勝傳，他是漢末一死節之士，而班固說他「竟夭天年」，這豈不是說照理還該活，而死節轉貽譏了嗎？又如王陵、汲黯，此兩人，太史公史記裏都有，漢書稱他們為「戇」。又如王章傳，那也是能殺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評他說：「不論輕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傳，班固說：「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義傳，班固批評他：「義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觀上舉諸例，可見班氏漢書不是無是非，而是把是非顚倒了。范蔚宗說他「輕仁義，賤守節」，一點也不寃枉。而他還要說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極刑」。但班氏自己豈不也死在牢獄裏。司馬遷乃是為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但他總不失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輩子工夫，漢書也是寫得好。

    在魏晉南北朝、唐初，羣認漢書是部好書，正為那時人都講究做文章。後來韓柳古文興起，文學眼光不同，對史、漢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論漢書，本亦承之華嶠。而傅玄亦貶班固，謂其

    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敍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

    可見當時史家公論。范蔚宗也是不獲令終，死在監獄裏。但范蔚宗後漢書，在講仁義守節等事上，不知比漢書好了多少。又在後漢書班固的贊裏說：

    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班彪曾寫了一篇王命論，不為隗囂所屈，可說有見識，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値漢朝中興天下平治之際，對種種世俗紛紜還是看不淸。把他們父子相比，也復恰如其分。

    總之，一位史學作者，應有其自己之心胸與人格。對其所寫，有較高境界，較高情感的，而適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體會，不能領略；則在其筆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處高處曲曲達出，細細傳下。但如諸位此刻學歷史，不細讀一部書，只一條條地檢材料，則從前史家好處壞處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如我此處所辨，也將被認為是一番不關痛癢之廢話，與史學無關。諸位若知做學問與讀書自有一條路，自己做人與論世，也自有一番胸襟與眼光。讀史書自也無以例外。

    四

    今再說班固漢書。略論「考史」方面，有他父親六十幾篇的傳，有劉歆之所編錄，選材大槪是不差。論「寫史」，班氏文筆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論史」。當知在考史、寫史中，無不該有論史精神之滲人。如太史公寫孔子世家，主要並不在考與寫，而在其背後之論。我們讀太史公書，常會「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寫，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見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賞這許多人，寫來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躍然紙上。一部史記，所以都見其為是活的，乃因書背後有一活的司馬遷存在。所以司馬遷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書、文學書，而還有其教育意義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傳，這是在太史公當時武帝朝上兩位大臣，同時也是政敵，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勢；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實在寫得好。顯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眞情滲入其間。又如他之對李陵，因而及於陵之祖父李廣，史公付以極大同情；而對同時衛靑之為大將軍者，反而對之漠然。今試問太史公在此等處，此一種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在學術上的高下是非講得極淸楚極正確；即對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兩人之相軋，在當時政治上也曾發生了大波瀾，其實從古今歷史大體言也可說沒有什麼大關係，然而太史公這一篇魏其武安列傳，繪聲繪形，寫得眞好。至於班固的漢書，往往有其事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則沒有傳下。我們若用此種標準來讀此下的歷史，則眞是差得又遠，還更不如班固。

    班固漢書贍而能詳，他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裏，又不亂七八糟，敍事得體，范蔚宗的批評正說準了他的好處。而范蔚宗後漢書長處自也不須多講。我們果能用這樣般的眼光來讀書，自能增長了自己的見識，抑且還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讀論語、孟子才知講道理，讀歷史則只講事情，其實在事情背後也還有一個道理。果自己無本領批評，諸位且莫儘看重近代人批評，也該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評。即如比論太史公史記和班固漢書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評豈不更値得我們之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