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後漢書和陳壽三國志

是理論正確，事情重要，並不在陳志下。

    我們試再講到後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已在南朝宋代。在范曄後漢書以前，寫後漢書的就有七家。及范曄後漢書出來，這七家的後漢書都不傳了。學術上大體還是有一個公平，可見范書是有價値的。只因范曄是犯了罪死在監獄裏，他的書沒有寫完，因此只有紀、傳，而無志。我們不能說范曄不想寫志，只是來不及寫，已經下獄了。范曄下獄而死，他的書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後來其書獨行。即據此點，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許並沒有他的好。唐初，章懷太子為後漢書作注，在注裹就有許多零碎歷史事情為范書所沒有。這雖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可是也補進了很多歷史故事。淸代有一個經學大師惠棟號定宇，寫了一部後漢書集注，他所補進的材料比章懷太子注還多了很多。淸人還曾把七家後漢書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實際上這七家後漢書在惠定宇集注裏也都有，不過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裏。

    根據上述，可見讀後漢書與三國志，讀法要和讀史記、漢書不同。史記中，春秋戰國還有很多材料沒有收。但如漢書，儻要補進班固所沒有收的材料，就很難。西漢史料流傳到今可以補進漢書裹去的，實在很少了。但後漢書、三國志，很多材料在這兩部正史以外，為我們可以看見的。當然也可見陳、范兩人的剪裁所在。但當時的歷史，要之不盡納入此兩部正史內。後漢書章懷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補進很多。但裴注勝也還有缺漏。此所缺漏，現在我們卻反大家知道，即此可見寫史之難。

    如講書法，定稱「鍾、王」。王羲之是東晉人，鍾繇是三國時魏人。陳壽有鍾繇傳，裴松之當然也注了；但鍾繇在後代最大流傳的是他的書法，而他之精於書法，陳志裏沒有，裴注裏也沒有。這或因鍾繇書法因後來王羲之起，遂幷成名，以前則尙無人加以注意，故纔缺了。

    又如管寧、華歆，兩人年輕時同學，在院裏鋤地扒出一黃金。管寧連看也沒有看，華歆則拿起來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門外有大官貴人過。聽到車馬之聲，管寧沒有理會，華歆就到門外去望了一望。等華歆回來，管寧就同他割席而坐，說：「你不是我的朋友。」華歆做了魏國大臣，管寧則始終沒有在魏國做過官。後人推尊管寧為三國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見在世說新語德行篇，也成了一件傳誦千古的故事，幾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陳志裏沒有，而裴注引之。其他類此者尙多。

    淸末王先謙，寫了一部漢書補注。又寫了一部後漢書集解。民國初年，盧弼寫了一部三國志集解。漢書有顏師古注，出於唐。但淸代研究漢書的人多，王先謙集來寫補注，省人繙檢各書。但王氏的補注還多靠不住，有些問題補注引了此說，沒有引彼說，所引也不是全部，刪節得還頗有問題。不過大體講，漢書補注還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後漢書集解就要差一點。至於盧弼，諸位或許不知其人，他正為王先謙有了漢書補注與後漢書集解，而來寫一部三國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進不少材料，如剛才講鍾繇書法，以及管寧、華歆同學時故事，他都補進了。盧弼這書，還是花極大工夫。

    可惜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有近人作補注、集解等，而史記則沒有。有一日本人瀧川龜太郞，寫了一部史記會注考證。此書開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見到幾本，中間錯誤很多，當時在北平圖書季刊裏寫過兩篇文章批評他。但目前大陸把此書翻印了。我們自己就沒有人能來寫一部史記集解之類。此事自不易。我們此刻講史學的多不通經學，此是一難。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難。特別是戰國史，太史公之六國年表就錯得多。淸人屢經研討，也無結果。要待我的先秦諸子擊年始得一定論。不曉得那一天，我們史學界或者有一個幾個人能來成一部史記集解，或史記補注。此眞不易。諸位且莫看輕從前老一輩人的工作。如王先謙一部漢書補注，一部後漢書集解，對我們用處大。我們駡前人不懂歷史，但他們至少已方便了我們。此間藝文印書館所印二十五史，除上邊幾部外，此下還收有晉書斠注等好多種，都是淸末民初人作。此刻我們連他們的姓名都不知，但他們的書究竟是放在那裏，供我們閱讀。但我們總不問他們這些人是怎麼一回事，全不理會了。這也是我們目前學術界一個大毛病。

    五

    現在我們再講范曄後漢書和陳壽三國志的本身。剛才講的主要是講這一時代的史料，而這兩書的本身則似無可多講，因他們都是沿襲史記、漢書而來。史記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漢書有一篇敍傳，范曄後漢書就沒有，只有一篇獄中與甥姪書。他沒有兒子，這書是給他外甥姪兒的，書中寫到他寫後漢書的事。他說：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

    他指出當時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項。

    一是「情急於藻」。寫文總得有個內在情感，然而當時寫文章的都要用力辭藻，遂使這個內在情感反而為詞藻所迫，不平穩，不寬舒。這恐是「情急於藻」之義。

    一是「韻移其意」。文章必有個作意，而為韻所限，便移其意，失卻了原來應有之位置。

    一是「事盡於形」。文中事情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謂盡，實則是不盡。

    又一是「義牽其旨」。「義」字該同「旨」字略相近，不當把自己寫文章的大旨，反為要該如何寫文章之義所牽，而陷於不正確。

    這是當時流行駢體文之通病。其實即此四句，也見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說：

    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寫文章要情志，情志寄託故當以意為主。能以意為主，才能以文傳意。可見他所謂「義牽其旨」這個「義」字是講的文義，不該把文義來牽動文旨。我們若懂得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文章不會泛濫，然後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芳」是詞藻，「金石」是聲調，此為文第二義，而非第一義。可見范蔚宗深悉當時人的文病。但看他這封書，向後不能比韓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馬遷、班固，可是他已能在當時駢體文的重重困縛中要求擺脫。他的後漢書，文章寫得也非常好。

    我今舉此一例，想借以告訴諸位，將來若輪到諸位來寫歷史，定有一番困難使諸位無法寫，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話文應用範圍，其實也尙只在報紙新聞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類。如要寫一傳記，白話文反不易寫。如要寫一碑文，用白話，實不甚好。有時連日常應用文字也不能純粹用白話，不得不轉用簡單的文言。若我們要來寫一部歷史，如「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史」之類，單就文體論，便有大問題。我想諸位如要寫史，最先便該誦讀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來試寫；不致的呢麼啦，不成一篇史體文。范蔚宗父親范寧，治穀梁春秋，是一個極有名的大經學家。范蔚宗學問有家傳，他能看不起當時一般作家與文風，平心而論，後漢書也確不失為一部極好的史書。

    六

    講到三國志，有一問題很複雜。那時已是斷代為史，漢代完了，晉代沒有起。陳壽自己是三國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晉朝做官。照歷史傳統，是由魏到晉，陳壽不能不由晉而推尊及魏。因此他的三國志，只魏帝稱本紀，蜀、吳諸主均稱傳。此層便有關後來史家所爭的「正統」問題。陳壽尊魏，頗為後世所非。但他書稱三國志，不正名曰魏書，不與前漢、後漢、晉書同例。既名「三國」，則是並列的，可見陳壽也有他自費斟酌的用心。

    三國志裏又有一問題，應該提出。此刻大家都說魏、蜀、吳三國，其實依當時歷史講，不應稱蜀，應稱漢。漢昭烈帝不能稱蜀昭烈帝。當時蜀國人自稱漢，不稱蜀。此問題，諸位驟聽似很無聊。但我們在今天也恰恰碰到這問題。別人叫我們臺灣，我們不能承認，我們是中華民國。若使有一陳壽來寫我們今天的歷史，不稱我們為中華民國，只說臺灣；這怎麼行？臺灣只是我們政府所在地，猶如當時漢朝政府之在蜀。其時吳、蜀聯盟，吳國人說：

    自今日漢、吳旣盟之後，戮力一心。

    可見當時的吳國人也稱四川是漢，不稱是蜀。而陳壽三國志把這個「漢」字改成了「蜀」字。由寫歷史人來改歷史，那眞是要不得。諸葛亮出師表上的：

    漢賊不兩立。

    也明明自稱是漢，那能改作「蜀賊不兩立」呢？正如今天我們自稱「中華民國」。可見這一問題，也不僅是一歷史上過去的問題。在我們當前，同樣有此問題，在所必爭。而且也不僅我們，在現時其他國家中，同樣有此問題的也不少。近代有人說，我們歷史上所爭的「正統」問題是不該再提了。認為此只是一種陳腐的，不成問題的問題。現在才知道此等歷史問題，同時還即是現實問題，不可不爭。

    但我們也要為陳壽著想，他不能稱三國為「魏、漢、吳」，因「漢」是王朝之名，所以當時魏人決不稱蜀為「漢」。魏即篡了漢，稱它是「蜀」。而從吳國人講，則仍稱之曰漢。到今天，我們講歷史到三國，開頭就說「魏、蜀、吳」，那非史實，只是跟著陳壽講。當時歷史上並無蜀國。我們今日至少應稱「蜀漢」，以示別於前漢、後漢，而不能單稱之曰「蜀」。這問題在前有人講過，特別是黃震東發的黃氏日鈔裏，提出這問題。我以前讀黃氏日鈔，對此大為佩服。但此刻翻查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它鈔了東發日鈔，又加上了宋代的高似孫，乃知提出此問題的還不是從黃東發開始。所以我要告訴諸位，我們前代老輩人之工力，我們實不該把來看輕抹殺。

    我又想勸諸位，做學問不能只為寫論文，也該學前人作筆記；筆記用處有時比論文大。我們儘要拿一個題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論文，可以在雜誌上刊載。但從前人考慮得周到，一條條筆記中，不曉容納多少問題在內，易查易看，對後人貢獻大。我們此刻寫論文，儘求篇幅龐大，不想後來人那能看這許多。即如盧弼，近人講史學不會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殺了。他一輩子成績專研一部三國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來講三國志，一查鍾繇傳，又查華歆傳，又查黃氏日鈔論蜀漢這番話，他都有了。這些縱不說是三國志上的大問題，但也不能說不是問題。前輩人究曾下了實在工力，我們那能存心輕蔑。這是我們做學問的一個「態度」問題，或說「心術」問題。若先已存心輕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書中做出自己學問。好了，今天講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