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論東漢到隋的史學演進

    一

    今天我們又要回頭來，略講所謂做學問。讓我做個簡喩，好像做生意，定要懂得結帳。既不能沒有帳，也不能盡是流水帳，過一時候總要有個總結。這如我們做學問講的「由博返約」，「約」就是總結一下。做生意人能懂得用帳簿，慢慢兒就懂得生意。孔子所謂「溫故而知新」，「溫故」就是把舊的總結一下，這樣自然懂得前面的新方向。讀書也要懂得這樣讀。

    我們開始講史學名著，從周公西周書一路下來，講到上一堂范曄的後漢書；這是從西周經過春秋、戰國、兩漢、魏晉到了南朝劉宋，差不多一千三百多年。在此一千三百多年中，中國的史學研究怎麼般在演進？我們不必定說它是「進步」，但總在那裹往前，故說是「演進」。現在我們要在這地方暫時切斷，且不管下面，回頭來重想一番，這一千三百多年內，中國的史學是如何般在演進。這不是一個大題目，不是一種大知識嗎？實際上也只是我們講過的這許多，只要回頭來綜合一下，我們就能了解這一事。至少我們該在這一事上，另外用我們自己的智慧聰明，拿來想一想，如是學問方能有消化。如若今天看尙書，明天看春秋，後天看史記，大後天看漢書，看著半年一年來，看過了這許多書，儘向下面看，那不是辦法。我們該回頭來重看一番。倘使我今天不再講下，只由諸位拿這個題目自己去想，這就最好不過了。因我今天所講，也不過要告訴諸位這樣的一個方法，並不是說我對這問題的講法就對，還得諸位仍由自己拿此題目回頭去思考。這是一項大工作。

    而且我們講史學，也不能只就史學講史學，還該擴大。史學只是全部學問中的一部門，不能越出於全部學問之外而獨立。我們今天，要講這一千三百多年來史學的演進，我們就該推展一步，看這一千三百多年來中國全部學術的演進。我們該從大處著眼。惟此事體大，我今天試提出一個簡單的講法。

    我們試從漢書藝文志講起。漢書藝文志的前身，便是劉向劉歆的七略。一路下來，直到隋書經籍志，其間從後漢書、三國志以下就沒有志。唐初修隋書，才有經籍志，上承漢書藝文志。這兩志就等於是當時一個皇家圖書館的分類目錄，把中國當時所有書籍拿來分類。從此可以看出當時學術的大體情況。我已講過，下面還有八史經籍志，此處暫不講。只講從漢書藝文志到隋書經籍志，在中國這一大段時期中的學術演進。我試先舉一例講。

    在漢書藝文志的分類裏，那時還沒有史學。說得正確一些，那時並不是沒有史學，乃是沒有為史書編成另一個獨立的部門。換言之，也可說那時學術界乃是沒有一個「史學」的獨立觀念。所乙太史公書只附在六藝略的春秋下面，可見那時的史學還包括在經學之內，而不成另一獨立的部門。可是到了隋書經籍志，經學、史學便分開了。第一部分是經學，第二部分便是史學，第三部分是子，第四部分是集。中國後代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就從這時候開始。其實在晉代的荀勗著中經，已分經史子集四部，但他稱作甲乙丙丁。這所謂「有開必先」。隋書經籍志就正式稱經、史、子、集四部分列了。史部的第一書就是史記。史記已不附屬在春秋之下，而成為史部的第一書。下面就是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這許多稱之曰「正史」。但史部除「正史」外，尙分有十三類。諸位從此可以想到，從太史公史記以後，史學就在中國學術裏獨立出來，不僅有正史，還連帶有著十三類的史；這不是中國史學一個極大的演進嗎？

    二

    倘使諸位把隋書經籍志書目作一統計，史部所收的書共有八百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這是指當時所存的書。還有知其有而已亡了的書。這且不講。隋書經籍志全部書目共有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即把卷數來作一衡量，大槪史書占了七分之一。我們可以想見史學在當時中國學術界所佔份量已相當的大。至於如何分十三類，我們且慢慢兒再講。但隋書經籍志裏這許多書到現在，實際上都丟了，剩下的並不多。淸代有章宗源、姚振宗兩人，都對隋書經籍志做了一番考證工夫。兩書都收在開明書店的二十五史補編裏。諸位只看隋書經籍志，就只可看出在史部中這八百十七部的書名。若參看章、姚兩人的書，則幾乎每一部書凡可考的都考了。但所化工夫雖大，所得成績並不大。要之，這些丟掉的書，已然無多可講了。我們也可如此說，大槪這些書在當時本是沒有甚大價値，所以不傳到今天。

    我們上一堂講過，在裴松之的三國志注裏，還保留著當時史書一兩百種。雖然搜羅不完全，我們還可見此一兩百種書的大槪。又若再看王先謙後漢書集解，這裏又收有很多零零碎碎的。總之是存者少，亡者多。但諸位應問：到後代，這許多書固已亡失了；在當時，即隋以前，或說從漢代起，特別是從東漢起，魏晉南北朝，怎會在這一段時間裹出有這許多史書？這許多史書出在當時，定有一種意義，以及其實際的作用與影響。否則東漢、魏晉南北朝這一段長時期裏的新的史學，怎會出生？又史學在當時究曾發生了什麼作用？有了什麼影響？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應該要研究的。

    諸位要知道，「時代」與「學術」互相發生作用。為什麼這時代會產生這許多書，此是時代影響了學術。但這些書對這時代又發生了什麼影響，這是學術影響了時代。倘使我們再換說「東漢以後中國史學的發展」，或說「中國的新史學」，這不又是一個大的題目嗎？我們此刻在講史學名著，這許多書已經丟了，無法講；並且也不是名著，可不必講。但我們若是光講中國史學，或我們重換一題目講「中國史學史」，則這一段時期就是中國史學特別値得我們注意的時期。向上面講，上面還根本沒有獨立的史學；向下面講，諸位再看唐書藝文志，一路看下，才知這一時期的史學，還要高出於唐代。中國的史學怕只有兩個時代很盛，一便是這一期，再有一個時期便是宋。此下明、淸兩代也都不能比。

    我們要講史學名著，當然先該懂得「史學」。要懂得史學在整個學術裏怎樣產生？史學的意義和作用何在？特別是史學和其他學問不同的在那裏？這些我們當然該知道。不能因為在這時期裏這些書現在大部分丟了，我們就可置而不論。古人都已作古，已死了，我們還講什麼歷史？漢代早已亡了，魏晉南北朝也都沒有了，但我們正是要在這裏邊作研究。

    三

    我們根據這一點，試來看一看大家知道的兩漢經學。從西漢到東漢，經學上很多博士講經學的書，諸位一查隋書經籍志，到今天，絕大部分亦都丟了。但我們不能說，經學在兩漢無任何意義，也沒有發生什麼作用與影響。我們要講中國古代學術在漢代發生了大作用、大影響的，當然莫過於經學。那時史學還沒興，子學是衰了，集部也還沒有。諸位試想，我們要講兩漢史，那能不讀兩漢書中的儒林傳乃及他們的經學？兩漢時代人講經學，可拿「通經致用」一句話作代表，便是要把經學在當時起作用。諸位只讀一部漢書和一部後漢書，便能在這裏仔細看出經學在當時所曾發生的實際作用與影響。這又是個大題目。此刻把我們的眼光從經學轉移到史學上來了。現在我們則在此講史學，那能說中國已往歷史可全不管，又說中國無史學，無供我們研究之價値。我們該好好回過頭來看從前，該要排出幾個大題目來講，不該零零碎碎都找全不相干的小題目。如我上面所講，兩漢經學究在當時發生了什麼作用與影響？此是歷史上一大問題，而且許多材料也都安放在那裏。諸位只要細心詳讀漢書和後漢書，一切事實，自可尋見。

    讓我舉一粗淺的例。如我講太史公史記，特別講到他引用董仲舒的一番話來講孔子作春秋是怎麼一回事。我曾說：從來講春秋的，沒有比董仲舒這幾句話講得特別精采與扼要，而這幾句話卻並不見在董仲舒其他的書裏。我講太史公作史記，正就根據這幾句話。那麼太史公不也就是「通經致用」嗎？他通了春秋，便寫出了一部史記，這不是當時一個通經致用的實例嗎？這部史記，在隋書經籍志裏，便成了十三類史書中的第一類第一部，稱為中國之「正史」，這樣的通經致用，不是其用極大嗎？諸位此刻說經學沒用，但在太史公身上就發生了大用。

    現在我再舉一例。我曾寫了一部劉向歆父子年譜，講到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他說：現在我們所稱的經學，並不能稱為漢學，乃是新朝王莽時代的新學，這許多經不是古人傳下，都由劉歆偽造，來幫助王莽篡位，所以稱之曰「新學偽經」。康有為這些話，全是瞎說。我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就在講明王莽篡位、變法，一切事都根據著當時的經義而產生，證據都在。漢書的下半部，從劉向生到劉歆、王莽之死，那一段時間裏漢朝人一切議論作為，都要根據經書。王莽代漢，也是根據經義而來。我在我的劉向歆父子年譜裏羅列證據極詳極備，這又是一個「通經致用」。用的對不對，則是另一事。

    我今天只舉此兩例。若我們再要進一步來研究漢人的經學在漢代發生了什麼作用和影響，如太史公本春秋作史記，則影響在史學上；劉歆、王莽據經義禪代變法，則影響在政治上；此其犖犖大者。只要根據前、後漢書、從歷史事實上著眼，如是則經學始成為「活經學」。不要像淸儒般，他們儘說研究經學要根據漢人，而淸代兩百六十八年的所謂「漢學家」們，幾乎全在經書的訓詁、章句、校勘、輯逸等種種工作上著眼，把大半精力卻化在紙片上，逐字逐句，而他們所講的經學，則實在已殘闕中，由他們來搜索整理。他們自稱曰「鈎沉」、「稽古」，但他們所得只是一種紙片經學，也可說是一種「死經學」。單從經學裏來研究經學，並不能像從歷史時代上來研究經學的一般有效。他們並不曾注意到那時漢人是怎樣來使用這經學的。如舉董仲舒為例，他主張表彰五經，罷黜百家，設立五經博士；在他的天人三策裏，對當時漢代政制發生了如何重大的作用和影響？在我所寫的秦漢史裏就對這層有切實的發揮。這才可說是在歷史上的活漢學，也可說是一種眞實的漢學。這也不僅是漢代人如此，即下至魏晉南北朝也還如此。經學在當時，雖不能和其在漢代時相比，也還有其活的眞實的使用。唐代亦然，宋代更甚。下至淸代，他們所研究的只是他們一套的經學，全不是漢代人的經學，也不是漢以下歷史上的一套活經學。

    我們從這一點上，要知道，一切學術定要有它的「時代性」，要在它時代裏能發生作用影響，這種作用影響，一路傳下，便成了「歷史性」。時代性也即是歷史性。只是有一些不能傳下的，時代過了，這種學問也過了，則僅有時代性，而更無歷史性。必要待時代延續，我們才可稱之曰歷史性。古代的經學，並不是在漢代已亡了，漢以後還有經學的作用與影響；這就成為經學的一種歷史性。凡一切學術，都不能脫離了它的時代性與歷史性而成為一種學術的。眞個脫離了時代、脫離了歷史，便也並無此學術。如講孔子春秋或孔子論語，都有它的時代性，在當時已發生了作用和影響。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不是聽受了孔子這一套話而在當時便發生了大影響的嗎？而這套影響又能愈傳愈久，愈來愈大。到戰國、到兩漢、直到今天，孔子成為中國歷史上一位最具歷史性的人物，而儒學就成為中國歷史上一種最具歷史性的學術。所謂經學，只是儒學中之一部分而已。

    今天諸位做學問，多是受了「五四運動」以來的所謂新思想之影響，諸位才如此般來做學問。在我年輕時，我幸而並沒有受到這一套影響，所以也不曾為這一套影響所束縛。但到今天，這一套影響是快要過去了，不能再存在了；諸位還該照這樣的一套去做學問嗎？下邊將會做不出什麼成績來。我今天為諸位講史學，要從頭到尾，從歷史眼光講下，所以還要講周公，講孔子。我自信，我這一套話是可以存在的，不像五四運動當時那一套話，此時早都不存在了。然而我們也不能說它無作用，無影響。它還是有作用和影響，只是一種不好的作用和影響，不容得我們不反對。至於紙片上的學問，對當時的時代和此下的歷史無作用，無影響，則也不値得反對。

    四

    再換一個說法。我們看漢書藝文志，乃知中國古代學術有兩大分野，一是王官之學，一是百家之言。這我已講過，可是我對這些話，還要重重叠叠地再講。首先是淸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他在漢書藝文志裏找出此一分野；這是他一大發明。五四時代，胡適之寫了一篇文章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他說諸子之學並不從王官之學來。那麼又從那裏來的呢？他說這是時代要求。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這樣講。但在那時，本只有王官之學，則是千眞萬確的。如是則百家之言豈不是在王官之學裏產出麼？只不能像漢書藝文志那樣，說成儒家言出於這一個王官，道家言出於那一個王官，如此拘泥以求。而總之百家言是從王官學裏產生，這中間一個最重要的中心人物就是孔子。孔子有一部春秋，那是六藝略中最後一部。孔子又有部論語，那是百家言中最早一部。到了漢人，小學讀論語，跑進大學讀五經，讀五經也照孔子的話去讀。五四時則要「打倒孔家店」。諸位若講哲學、講新思想，要自來一套，也未始不可。但諸位若講史學，研究漢代，便不該打倒漢代；研究宋代，便不該打倒宋代。漢、宋究是什麼一回事，要去研究它。那麼諸位便見中國學術到漢代是大變了。學術思想變，社會也變，政治也變。到東漢，中國的學術、思想、社會、政治又在變。變出下面三國、兩晉、南北朝。兩漢政府是一個統一的大政府，但後來變了。在那變的中間，就可從漢書藝文志變出隋書經籍志這一段中看出其消息。這裏面有「史」、有「集」，而漢書藝文志裏就沒有。這都是當時一種新學術。如何變來，我們已講過其中主要的一部分，如由於太史公之史記而變出「史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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